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所谓“香港三大名校”在全球教育调查机构QS今年实施的亚洲大学排名中全部进入“前十”。香港大学超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位居亚洲大学排名第一,香港科技大学第六,香港中文大学第七。相比之下,韩国大学在该排名中以延世大学第十一位为最高,高丽大学(第12位)、成均馆大学(第16位)、首尔大学(第17位)等韩国主要大学均未进入“前十”,显示出与香港高校的差距。
对此,延世大学医学院兼香港科技大学经济与政策系教授金贤哲(见图)解释称,香港科技大学所起的所谓“鲶鱼”作用提升了香港主要大学的全球竞争力。金教授近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香港科技大学出现后,拥有100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产生危机意识,进行了运营大规模自有硕士项目等多种创新尝试”,“尤其在‘唐纳德·特朗普第1期’时期,因美中冲突而难以赴美的1000余名中国学生被大举吸纳,以其缴纳的学费为基础大量引进海外知名学者,形成所谓良性循环结构,从而蜕变为‘亚洲顶尖’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虽然创建时间较晚,为1991年,但以打造一流大学为目标,大力引进优秀教授并进行巨额财政投资。凭借这些投资,香港科技大学在英国全球大学评估机构QS的2013年亚洲大学排名中位居第一,成为全球主要大学之一。它还在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2025年最国际化大学”中位列全球第二。
金教授诊断称:“在首尔大学一极体制固化的当下,包括首尔大学在内的多数大学缺乏追求创新的诱因”,“只有像香港那样形成几所主要大学相互竞争的格局,大学的创新竞争才会被点燃。”他接着强调:“要促成首尔大学的大胆创新,必须出现相当数量首尔大学教授转投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或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之类的冲击性案例”,“归根结底,为了创新,建立竞争体制很重要。”
金教授认为,要诱导这种大学间竞争,需要对教员引入绩效年薪制而非工龄薪级制。他说:“与海外知名大学的韩国籍教授交流后发现,多数人因年薪仅为外国大学的三分之一水平以及首尔高房价等原因,不愿‘回流’韩国”,“必须取消工龄薪级制,引入扩大研究经费等多种激励措施,把前途看好的教授吸引回国,竞争力才会提高。”他还表示:“香港科技大学按研究成果等每年在1.5%~10%的幅度内差别化上调年薪,‘干得好’的教授能获得相应回报”,“任职时间相近的教授,年薪在10年后可能拉开近两倍差距,副教授年薪超过正教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金教授本人也因研究成果突出,连续两年获得10%的年薪涨幅,据悉两年间年薪上调总额达5500万韩元左右。
金教授表示:“持续17年的大学学费冻结最终导致韩国大学竞争力下降”,并诊断称,若无学费上调两倍等突破性措施,提升韩国大学竞争力将十分困难。不过,若学费急剧上涨,势必伴随低收入阶层学费负担等问题。金教授强调:“像康奈尔大学那样,三分之一学生缴纳100%学费,三分之一学生缴纳50%学费,其余学生几乎不缴学费,按收入水平实行差别化的方式可以成为解决办法”,“只要政策以提高大学自主性的方式制定,大学自身就会找到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