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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从明年4月起开始实施强制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GX-ETS)。此前企业是自愿参与的形式,而从明年起,未履行时将被课以罚款等财政处罚,正如名称所示,制度将被强制化。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一直被评价为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温和的日本,如今呈现出正式加强监管的态势。
最近韩国国内也因将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NDC)定为最高61%而争议激烈。日本在能源和产业方面与韩国有相似之处,因此梳理日本的案例应能获得一些启示。
━ 明年4月起若无法减少温室气体将被课以罚款 先简单看看日本的强制性排放权交易制度。日本在2023年试行引入了企业自愿参与形式的排放权交易制度。但从明年4月起,该制度将强制适用于年排放温室气体10万吨以上的大企业。若超出允许排放量,即排放权不足,将面临罚款等课征。同时还将承担向当局定期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
日本一直被评价为温室气体监管比包括韩国在内的美国、中国、欧洲等其他主要国家宽松。仅就排放权价格来看,以2024年为准每吨约2美元,与欧洲(约60美元)、中国(约13美元)、韩国(约6美元)相比属于偏低水平。韩国的情况是,碳排放权有偿分配比例将从明年的15%起步,到2030年逐步提高至50%。日本的计划则是比这更晚,从2033年起针对电力公司分阶段引入有偿分配。
━ 日本也是制造业·出口为中心的结构……忧虑中也有“结构转型”的期待 从企业立场来看,眼下感受到的负担应该相当大。日本同韩国一样,能源消耗量大的汽车、电子产品、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制造业比重很高。在这种情况下,若温室气体减排加速,其影响很可能不容小觑。实际上据当地媒体报道,日本产业界正担忧温室气体监管加强带来的成本负担、温室气体减排与基础设施不足、排放权价格不确定性等问题。可以说与韩国产业界“同病相怜”。由于韩日两国均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还叠加了欧洲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外国环境监管加强这一对外变数。
不过日本产业界在表达这些忧虑的同时,也透露出“这可能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契机”的期待。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由政府正式认证温室气体减排及吸收量的碳信用“J-Credit”价格今年9月为每吨5400日元,比一年前上涨了三倍以上。日经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当地企业对J-Credit的需求相应提高。这虽也可视为在制度实施前企业成本负担已在加大,但无论如何,日本企业已呈现出为重大政策变化做准备的姿态。
日本产业界还强调的另一点是政府的强力支持。这可解读为:如果温室气体减排是无法回避的趋势,仅由产业界承担这一负担过于吃力。例如日本钢铁联盟正要求对碳中和技术开发和设备投资给予财政、税制支持。实际上日本政府计划从去年2月起,在未来10年内发行总规模20万亿日元(约94万亿韩元)、名为“GX经济过渡债”的国债。其目的是支持日本产业的温室气体减排,为绿色转型所需的研发与设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筹措财源。
━ “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后退”更接近误解……应寻找建设性替代方案 日本国内对加强温室气体减排的忧虑不能说已完全消除。倾向亲企业的日本《产经新闻》也曾报道称,若企业负担加大,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将被削弱,甚至可能出现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往温室气体监管宽松国家的情况。
上月就任的高市早苗首相是否会原样接受强制性排放权交易制度也被视为变数。日本引入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在2022年主导通过“GX推进法”的前首相岸田文雄时期。岸田前首相和高市首相虽同属自民党,但高市首相平时对增加企业负担持谨慎立场。
然而明确的一点是,与韩国一样具有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基础型经济特征、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的日本,同样在引导产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韩国国内产业界以“削弱产业竞争力”为由强烈反对NDC的情况下,这是值得思考一次的问题。顺便一提,日本的NDC也是2035年60%。日本同韩国一样,煤炭和液化天然气(LNG)等化石燃料发电比重较高,因此主流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也有人主张美国和中国等碳排放大国也在从温室气体减排中抽身,提出韩国不必刻意走在前面的怀疑论。但美国是将气候变化定性为“骗局”的特朗普政府上台的情况,而中国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扩张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仅突出中国提交了相对较低的NDC(7~10%)这一点,似有引起误解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