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围绕上市公司的经营权纷争急剧增加,上市公司的资金运用方式正成为股东行动主义者及经营权争夺对手精密监视的对象。尽管如此,在上市后或收购上市公司后经常看到的场景仍很相似。
“上市后公司信用度也提高了,把集团整体资金更高效地周转一下吧。”
这类决策表面上看似高效的资金运用,实际上往往混杂着以上市公司资源填补非上市旗下公司或大股东家族资金困难的意图。本期专栏所探讨的Commercial Act第542条之9,即上市公司禁止提供信用的规定,正是体现法律对这种诱惑禁止之严格的条款。
━ 上市即启动的“钱袋子监管” Commercial Act第542条之9原则上禁止上市公司向主要股东、董事及执行高管、监事及其特殊关系人提供资金借贷、为其债务提供保证、或认购具有资金支援性质的证券等信用供与行为。违反该规定而批准或执行信用供与的董事等,可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亿韩元以下罚金,公司也依双罚规定一并受罚。这已超出仅被质疑的交易层面,可直接导致刑事责任。外部审计人依据外部审计法,在知悉此类不正当行为时也有义务向韩国金融监督院等报告。该规定超越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层面,是刑事责任、外部审计、信息披露义务同时联动的高风险条款。一旦判断失误并实施交易,事后极难挽回,因此在上市后或收购上市公司后尤为致命。
━ 禁止信用供与——并非只禁止单纯借贷的条款 实务中最常见的误解是“只要不以代表董事或大股东个人名义借款就可以了吧”。然而法律所指信用供与的范围要宽得多。首先是金钱、财产的出借。这不仅包括明示的借款合同,还涵盖反复、长期的暂付款、异常的赊账交易等实质上具有出借资金效果的各类交易。其次是债务履行保证及提供担保。典型情形是上市公司为旗下公司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或以上市公司名下的不动产、存款设定担保。此外,以事实上救助融资性质认购财务状况恶化的旗下公司发行的新股、公司债、可转换债券等资金支援性证券买入,以及为弥补利害关系人债务而签订的出资履行约定、资金补足约定等,均可被认定为信用供与。形式复杂的衍生品交易也不例外。例如上市公司买入特殊关系人持有的资产,并在一定期间后按本金加固定收益回购的结构(总收益互换(TRS)等),名义上是资产交易,实质上更接近“附加利息出借资金的交易”。归根结底要点很简明:只要是交易对方一旦违约就由上市公司承担损失的结构,无论形式如何,都可能被视为信用供与。
━ 谁是禁止对象——先画出“特殊关系人地图” Commercial Act规定的禁止对象范围比想象中更广。该规定首先将主要股东及其特殊关系人列为禁止对象。主要股东通常指持有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者,但即使未达该比例,若事实上对公司主要经营事项行使影响力,也可能被包含在内,即所谓实质控制股东概念。个人主要股东的配偶、六亲等以内血亲、四亲等以内姻亲,以及由其出资30%以上或行使支配力的法人,乃至该法人的高管,均属特殊关系人。再加上法人主要股东及其旗下公司与高管,从上市公司角度看,事实上整个集团版图都进入了信用供与监管的审查范围。因此,董事会、财务部门、法务部门共同应做的第一项工作,是随时更新“集团持股结构图+大股东家族关系图”。没有这一基础,讨论是否遵守信用供与规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 存在例外——但“经营上必要”从严把握 这并不意味着上市公司完全不能向利害关系人提供任何信用。Commercial Act设有三项例外。第一,以学费、住房资金、医疗费等高管福利为目的的金钱借贷。仅在每人3亿韩元限额内允许,且用途与程序须依内部规定公正运作。第二,其他法令明确允许的信用供与。Capital Markets Act允许的一定范围内高管信用供与等属于此类。第三项也是核心例外,即“为达成上市公司经营上目的所必要,且无损害上市公司经营健全性之忧的信用供与”。该条款考虑了旗下公司间协同效应创造、业务结构重组等现实,但实际适用范围相当狭窄。若主张该例外,至少须对四个问题均能回答“是”:该交易是否明显有助于上市公司自身而非大股东的事业目的达成;信用供与对象是否为法人形态的主要股东或其特殊关系法人而非自然人;是否完整履行了Commercial Act第398条规定的自我交易批准程序(董事会事先批准、排除利害关系董事表决权等);考虑支援规模与条件后,能否证明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财务健全性之忧。其中任何一项无法自信说明,“经营上必要”这一说法在法庭上就难有说服力。
━ 实际案例:万都·汉拿事件的含义 表明该规定并非停留于理论的代表性案例,即所谓万都·汉拿事件。2013年汉拿建设实施了大规模第三方定向增资,上市公司万都并未直接参与,而是先向子公司Halla Meister Co., Ltd.出资,再由Halla Meister Co., Ltd.以该资金认购汉拿建设新股的大部分。经济改革联合认为这是上市公司万都通过子公司迂回支援集团控股公司汉拿建设,以商法上禁止信用供与及不当支援旗下公司的嫌疑提起举报。检方虽认定该交易原则上属于资金支援性证券买入的信用供与,但以汉拿建设持股价值上升可能性、集团财务稳定、万都长期增长动力维持等为由,认为符合Commercial Act第542条之9第2款第3项的“经营上必要交易”,作出不起诉处分。而经济改革联合则强烈反对,称“按此逻辑,几乎所有对不良旗下公司的支援都可以‘经营上必要’之名被正当化”。该事件留下了如何区分集团整体的抽象利益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自身的具体利益、以及信用供与例外应认可到何种程度的难题。
━ 新上市、收购上市公司后必须进行的检查 新上市后或收购上市公司后的1至2年,是重新编排集团整体资金结构的时期。恰恰在此时,“就这一次应该没关系”的轻率判断在数年后演变为刑事举报与经营权纷争的情形,在实务中屡见不鲜。因此经营层至少应检查以下事项:该交易是否构成信用供与;对方是否属于主要股东、高管、特殊关系人;若主张例外事由,是否已准备好以文件和数据加以证明;即便处于商法允许范围内,是否另行审查过是否存在业务上背信、公平交易法上的不当支援、资本市场法上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可能性。
━ “上市公司的钱不是我的钱” 概言之,Commercial Act第542条之9是从法律上确认上市公司资金不再是大股东个人钱包,而是汇集了不特定多数股东与债权人信任的公共资金的条款。新上市或收购上市公司后,“帮家族公司代付几个月利息吧”“持股结构复杂,先通过我们这边的空壳公司周转一下吧”这类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都可能成为日后刑事处罚、上市资格实质审查、经营权纷争的直接导火索。上市公司经营者应记住的话终归只有一句:“上市公司的钱不是我的钱。‘经营上必要’这句话不是出自我口才有意义,而是在说服法院与检方时才具有意义。”比起看起来漂亮的交易,选择免于纷争与制裁的交易——准确理解Commercial Act第542条之9并以其为前提设计资金结构,才是新上市、收购上市公司后经营者最先应完成的真正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