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庄洞腐败案放弃上诉的决定,检察指挥层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指挥层无法为下属挡住政界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连补充侦查权也一并消失,那么在检察厅被废除后成立的公诉厅将沦为‘起诉自动售货机’。”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安美贤(司法研修院第41期)19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会面时,用“不负责任”一个词形容指挥层在大庄洞腐败案中的表现。她指出,当政界等“看不见的手”开始运作时,检察指挥层本应扮演“挡风墙”的角色,但他们只是辞职离任,并未展现出依法依原则行事的姿态。安检察官在江原乐园招聘腐败案侦查过程中承受纪律处分、揭露上层外部压力,被视为检察系统内具代表性的“坚持己见派”检察官。尤其是上月27日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对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的国政监查中,她因发表“若因全面剥夺检察官的直接补充侦查权而产生副作用,那么强行立法的人应当承担责任”的直言而受到关注。此外,她还称“不要说什么‘尹锡悦的检察官’”“因为占比不到百分之几的政治检察,今天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实在令人痛心”。
安检察官在公开场合就检察厅废除带来的侦查权与起诉权分离等刑事司法体系变化表达担忧,其背景是近期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大庄洞腐败案放弃上诉、酷澎临时工退职金未支付等。
安检察官表示:“对一起案件作出放弃上诉的决定,必须撰写法理审查报告或单独的批准文件”,“在由大检察厅和中央地检上层口头指示导致方针改变的过程中,这类程序是否得到切实履行令人怀疑”。她接着说:“看似有期徒刑有所增加,但罚金和追缴金额大幅减少的部分似乎未被考虑”,“以刘东奎为例,徒刑增加了1年,但罚金从约17亿韩元降至4亿韩元,减少了13亿韩元以上,难以视为实质性的量刑加重”。她指出,指挥层是否切实审查了程序和法理后才决定对大庄洞腐败案放弃上诉,令人生疑。
关于酷澎临时工退职金未支付案,她也表示:“劳动案件需要通过内部网‘iPros’上的专门系统,连韩国雇佣劳动部劳动监督官申请的逮捕令都要详细上报”,“这是在大检察厅层面以统一标准处理的,唯独富川支厅的案件被提出质疑,有些难以理解”。她强调:“其他地方检察厅也对结构类似的拖欠工资案件作出了与富川支厅相同的处分”,“本应由大检察厅层面积极作出说明,但现在看起来像是让支厅长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她认为,对于受到社会关注或可能存在政界等压力的案件,指挥层本应发挥挡住外部风浪的作用,但现在做不到。
她尤其担忧的是,随着检察厅被废除,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的公诉厅也无法保证类似情形不会重演。与富川支厅有关的酷澎退职金不起诉外部压力疑云,与建真法师钞票捆扎纸带销毁案一同,成为今后将正式启动的常设特别检察官的侦查对象。李在明总统17日任命大律法律事务所代表律师安权燮(第25期)为常设特检,侦查进入倒计时。核心内容是,今年4月中部地方雇佣劳动厅富川支厅以起诉意见移送的酷澎物流子公司Coupang Fulfillment Services(CFS)退职金未支付案中,时任仁川地检富川支厅长严熙俊与次长检察官金东熙施压要求作出不予立案处分。此事因侦办该案的部长检察官文志锡上月在国会国政监查中揭发而曝光。
此外,韩国法务部长官侦查指挥权范围不明确也被列为问题。《检察厅法》第8条明确规定,“韩国法务部长官作为检察事务的最高监督者,一般性地指挥、监督检察官,对具体案件则仅指挥、监督检察总长”。但由于方式等不够具体,外界对滥用的担忧不少。
安检察官指出:“法律上韩国法务部长官拥有侦查指挥权,但实际发动的并不多”,“然而除非检察总长要求以书面形式进行,否则表明意见等迂回式发动侦查指挥权的做法在结构上无法阻止”。
检察官的补充侦查权面临存废危机,也是安检察官对未来的担忧之一。是否保留或废除补充侦查权,目前正在国务总理室下属“泛政府检察制度改革推进团”中讨论。但以政界为中心,主张只保留补充侦查要求权的意见十分强烈,该权力目前面临与检察厅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危机。
安检察官强调:“侦查权与起诉权分离这一刑事司法体制变化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控制装置”,“如果只赋予补充侦查要求权,检察只能完全依赖警方的‘善意’”。她表示,即便要求警方进行补充侦查,只要警方不切实履行,今后成立的公诉厅就只能依据移交来的材料来决定是否提起乃至维持公诉。她主张,这种情况下损失只能完全转嫁给国民。
安检察官说:“即使公诉厅察觉到警方未能侦办的性暴力案件,若没有补充侦查权也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即便提出补充侦查要求,也必然要耗费相应时日”。她补充道:“这还很可能被视为互相推诿案件的‘打乒乓球’”,“对受害者而言是紧急案件,但现实中侦查却无法相应加快”。她认为,只有警方将所侦办案件100%移送且保留补充侦查权,才能实现对受害者的切实法律保护。不过,对于政界“保留补充侦查权可能导致滥用”的指摘,她提出了“仅对部分案件予以允许”的替代方案。安检察官主张应保留检察官补充侦查权的范围包括:移送的羁押案件、检察通缉、抗告案件、公诉时效临近的案件、家庭暴力与虐待儿童案件等。她还强调,在案件当事人要求检察直接侦查,或发育障碍人士为嫌疑人或受害者的案件中,也有限度地需要检察官进行补充侦查。
安检察官解释:“如果废除补充侦查权,在羁押时赋予的10天侦查期间内,检察只能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和是否提出补充侦查要求”,“公诉时效临近的案件,如果交由警方的补充侦查拖延,可能导致公诉时效届满”。她补充道:“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案件因关系上的特殊性等原因,受害者保护困难、案件容易被掩盖,目前警方是将案件全部移送的,这一点也应予考虑”,“这类案件完全不存在滥用检察权的担忧”。
她还将刑事司法体系变化可能导致受害者法律成本大幅增加,列为今后讨论补充侦查权存废时必须考虑的部分。安检察官分析:“受害者提交控告状时,是抱着刑事处罚或救济的希望支出律师费用”,“但在收到警方不移送处分后,意志会被打消,最终异议申请这一额外费用本身就可能成为负担”。她强调:“也就是说,异议申请本身有可能成为费用增加的经济负担”,“无法承担这类费用的受害者,甚至可能出现得不到应有法律救济的局面”。她指出,没有经济能力的国民即使受害,也因无钱聘请律师而只能默默承受,所谓“有钱无罪、无钱有罪”的弊端可能进一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