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能源环境部第二次官李浩贤表示:“在实现2040年关闭燃煤电厂这一国政课题的过程中,我们将通过社会共识寻求明智的方向。”这被解读为,在履行政府脱煤计划的同时,将寻找把地区经济损失降至最低、并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最佳方案。
李次官19日在首尔中区新罗酒店出席由Seoul Economic Daily主办的第22届能源战略论坛时表示:“近来美国大型科技企业重新关注燃煤电厂”,“这并不是要重新搞燃煤发电,而是想利用已建成的既有电网。”意即发达国家电网建设成本高昂,老电厂的电网基础设施因此成为价值颇高的投资对象。
李次官强调:“我们也应准备将即将关闭的燃煤电厂的电力基础设施与储能装置(ESS)或可再生能源相衔接的方式。”也就是说,若能在燃煤电厂厂址上新建电厂,或建设与可再生能源相衔接的氢气生产基地等,既可降低基础设施成本,也能振兴电厂密集地区的经济。此前政府已于17日加入以2040年前脱煤为目标的全球“弃用煤电联盟(PPCA)”。
李次官强调燃煤电厂厂址的电网价值,被解读为强调脱碳政策根据推进方式的不同,也可成为强化产业竞争力的动力。若只聚焦于温室气体减排,脱碳政策会被视为加重国民经济负担的因素,但若能培育好绿色产业,就会创造新的机会,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李次官表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中国,却矛盾地迅速崛起为全球气候领导者”,并强调在美国于可再生能源相关产业上步伐放缓之际,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和资金实力,正成为绿色产业领域的领先国家。国际能源署(IEA)也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60%以上,并评价称即将到来的电力时代正由中国等新兴国家主导。
实际上,中国不仅供应全球80%至95%的光伏组件,还掌控着70%以上的风电供应链。业界普遍认为,在内燃机汽车电动化领域,中国也最具活力地领先。作为化解可再生能源发电间歇性最核心手段的储能系统(ESS)主要使用的LFP(磷酸铁锂)二次电池市场,中国企业也占据80%的份额。这意味着中国并未把脱碳政策仅视为必须承受经济出血的领域,而是积极培育绿色产业,结果掌控了全球市场。据英国气候机构Carbon Brief的数据,202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的40%来自绿色产业的扩张。
李次官强调,韩国同样可以把绿色产业培育为新的未来增长点。李次官指出:“由于低出生率、老龄化以及产业结构改革迟缓,有悲观预测认为2040年前后韩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下滑至0%区间的中低水平”,“我们已经处于结构性低增长阶段。”他进而提高声调表示:“这类问题只能通过创造性破坏与创新来打破”,“正是能源产业应当承担这一课题的时刻。”
为此,政府首先将着力实现以可再生能源和核电为中心的清洁、稳定的脱碳能源结构。李次官说明:“我们将大幅降低韩国高达约94%的能源进口依赖度”,“将通过能源高速公路、RE100(100%可再生能源)产业园区以及地产地消型电网,构建高效稳定的电力基础设施。”
他还提出在能源产业中强化基于市场原理的价格信号的构想。具体方式包括使温室气体排放权价格合理化,让成本效率最高的经营者优先获得排放空间,或改革电价体系以提高能源消费效率等。李次官还表示,将全面改革体制,把由此筹得的气候应对基金财源集中支持那些减少碳排放并创造新业务的企业。
李次官表示:“将利用筹集的财源,推进用于形成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力度空前的引导性投资,并带动民间金融的活跃投资”,“也将与相关部门积极研究能够支撑绿色产业创新增长的税制支持方案。”
对水泥、钢铁、石油化学等高碳排放产业,也计划在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给予力度空前的支持,以实现生产率创新。李次官表示:“从事粗钢冶炼、加热、蒸馏、烧成等作业的产业碳排放量较大”,“对可行工序将全面推进电气化,对难以电气化的工序,将通过氢还原炼铁、利用生物原料、引入替代气体,把碳排放降到最低。”
关闭的燃煤电厂厂址同样有望重生为未来电力基础设施。燃煤电厂厂址已建有充裕的输配电设施,且与能源高消耗地区的电网衔接良好,因此可以低成本建设ESS或绿氢生产设施。也有观点建议,在燃煤电厂厂址引入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也可成为促进地区振兴和高效构建电网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