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庄洞腐败案放弃上诉的决定,检察指挥层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指挥层无法为下级挡住政界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连补充侦查权也一并消失,那么在检察厅被废除后设立的公诉厅将沦为‘起诉自动售货机’。”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安美贤(司法研修院第41期)19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见面时,用“不负责任”一个词来形容指挥层在大庄洞腐败案中的表现。她指出,当政界等“看不见的手”在活动时,检察指挥层本应扮演“挡风墙”的角色,但他们只是辞职离任,并未表现出依法依原则的行动。安检察官在江原乐园招聘腐败案侦查过程中,曾不惜承受惩戒而揭露上层的外部压力,被视为检察系统内具有代表性的“坚持己见派”检察官。尤其是上月27日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对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的国政监查中,她发表“如果全面剥夺检察官直接补充侦查权而产生副作用,强行立法的人应当承担责任”的直言,引发关注。她还接连表示“不要说什么‘尹锡悦的检察官’”“因为占比只有百分之几的政治检察,今天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实在太令人痛心”等。
安检察官在公开场合就检察厅被废除后侦查权与起诉权分离等刑事司法体系变化表达担忧,其背景是大庄洞腐败案放弃上诉、酷澎日工劳动者退职金未支付等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安检察官表示:“要对一起案件作出放弃上诉的决定,必须制作法理审查报告或另行的批准文件”,“在大检察厅和中央地检上层口头指示导致方针改变的过程中,这类程序是否得到切实履行令人怀疑”。她接着说:“看上去有期徒刑部分有所增加,但罚金、追征额大幅减少的部分似乎未被考虑”,“以柳东珪为例,有期徒刑增加了1年,但罚金从17亿多韩元减至4亿韩元,减少了13亿韩元以上,很难说是实质性的刑罚加重”。她指出,指挥层是否切实审查了程序和法理后才决定放弃对大庄洞腐败案的上诉,令人生疑。
关于酷澎日工劳动者退职金未支付案,她也表示:“劳动案件方面,内部网‘E-Pros’上有专门系统,要求连韩国雇佣劳动部劳动监督官申请的逮捕令都要详细报告”,“大检察厅层面是以统一标准处理的,唯独富川支厅的案件被提出问题,多少令人难以理解”。她接着强调:“其他地方检察厅也对结构类似的拖欠工资案件作出了与富川支厅相同的处分”,“本应由大检察厅层面积极作出说明,但现在看起来却像是让支厅长一人承担全部责任”。她表示,对于受到社会关注或可能存在政界等压力的案件,指挥层本应发挥挡住外风的作用,但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她尤其担忧的是,检察厅被废除后,承担提起和维持公诉职能的公诉厅也无法保证不会重演类似情形。与富川支厅有关的酷澎退职金不起诉外压疑云,与“建进法师”现金封条销毁一案一同,成为今后正式启动的常设特别检察官的侦查对象。李在明总统17日任命法务法人大伦代表律师安权燮(第25期)为常设特检,侦查已进入倒计时。核心内容是,今年4月中部地方雇佣劳动厅富川支厅以起诉意见移送的酷澎物流子公司Coupang Fulfillment Services(CFS)退职金未支付案,当时的仁川地检富川支厅长严熙准与次长检察官金东熙施压要求作出无嫌疑处分。此事因侦办该案的部长检察官文智锡上月在国会国政监查中揭露而为外界所知。
此外,她还把韩国法务部部长侦查指挥权范围不明确列为问题点。《检察厅法》第8条明确规定,“韩国法务部部长作为检察事务的最高监督者,一般性地指挥、监督检察官,对具体案件则仅指挥、监督检察总长”。但由于方式等不够具体,部分人士对滥用的担忧不小。
安检察官指出:“依法韩国法务部部长拥有侦查指挥权,但实际动用的次数不多”,“不过,除非检察总长要求以书面形式进行,否则通过表明意见等迂回方式行使侦查指挥权在结构上无法阻止”。
检察官的补充侦查权处于存废危机,也是安检察官对今后感到担忧的因素。是否保留或废除补充侦查权,目前正在国务总理室下属“泛政府检察制度改革推进团”讨论。但以政界为中心强烈提出只应保留补充侦查要求权的意见,使其面临与现行检察厅一同消失于历史背后的危机。
安检察官强调:“侦查权与起诉权分离这一刑事司法体系变化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控制装置”,“如果只赋予补充侦查要求权,检察机关只能完全依赖警方的‘善意’”。她表示,即便向警方要求补充侦查,只要警方不切实履行,今后设立的公诉厅就只能依据移交来的材料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乃至维持公诉。她主张,这种情况下损害只能原封不动地转嫁给国民。
安检察官说:“即便公诉厅察觉到警方未能侦办的性暴力案件,如果没有补充侦查权,也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即使提出补充侦查要求,也必然要耗费相应时日”。她补充道:“这很可能被视为相互推诿案件的‘乒乓球’”,“从受害者立场看是紧急案件,但现实中侦查无法相应加快”。她认为,只有警方将侦办案件100%移送、并保留补充侦查权,才能实现对受害者的切实法律保护。不过,针对政界“保留补充侦查权可能被滥用”的指摘,她提出了“仅对部分案件允许”的替代方案。安检察官提出应保留检察官补充侦查权的范围包括:移送的羁押案件、检方通缉案件、抗告案件、公诉时效临近案件、家庭暴力与虐待儿童案件等。她还强调,在案件当事人要求检方直接侦查,或发育障碍人士为嫌疑人或受害者的案件中,也有限度地需要检察官进行补充侦查。
安检察官解释:“如果废除补充侦查权,在羁押后赋予的10天侦查期限内,检方只能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以及是否提出补充侦查要求”,“公诉时效临近的案件,如果交由警方的补充侦查时间拉长,可能导致公诉时效超期”。她补充说:“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案件因关系上的特殊性,受害者保护困难、案件容易被掩埋,正因如此目前警方是将案件全部移送,这一点也应考虑在内”,“这些案件完全不存在滥用检察权之忧”。
她还指出,刑事司法体系变化可能导致受害者的法律费用大幅增加,这也是今后补充侦查权存废讨论中必须考虑的部分。安检察官分析说:“受害者提交控告书时,是怀着刑事处罚或救济的希望而支出律师费用”,“但在收到警方不移送处分后,意志会受挫,最终提出异议申请这一追加费用本身就可能成为负担”。她强调:“异议申请本身有可能成为费用增加这一经济负担”,“承担不起这类费用的受害者,甚至可能出现无法得到应有法律救济的局面”。她指出,没有经济能力的国民即便受害,也因无钱请律师而只能忍受,所谓“有钱无罪、无钱有罪”的弊端可能进一步加剧。
She is…
△1979年生于首尔 △2004年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 △2012年司法研修院第41期 △2012年水原地检安山支厅检察官 △2014年大邱地检西部支厅检察官 △2016年春川地检检察官 △2018年议政府地检检察官 △2019年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环境领域专案组专门研究检察官 △2020年全州地检检察官 △2022年美国圣克拉拉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