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机构Korea Credit Bureau(KCB)的信用评分中,贷款及信用卡使用形态(38%)占比最高。负债水平(24%)与偿还记录(21%)也很重要。此外还考察信用交易期限(9%)和非金融及个人数据(8%)。收入水平在评定信用评分时不会被直接反映。
实际上,A商业银行的收入与信用等级之间并无关系。部分银行在评级机构模型之外追加适用自有模型的过程中会反映收入,但即便如此,占比也仅为6%~9%左右。西江大学经营学院教授金容振16日表示:“信用评分的核心不是收入这一变量,而是借来的钱偿还得如何”,“近来受关注的替代性信用评估同样是看守信程度”。
李在明总统将当前市场定义为穷人被迫承担高利息的“金融阶级制”,但有观点指出这与现实不符。据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委员、改革新党议员千夏岚办公室的资料,收入前30%人群中信用评分840分以上的高信用者约674万人。收入后30%且属高信用者的也达202万人。
若只看信用评分664分以下的低信用者,反而高收入者更多。收入前30%的低信用者为42.6万人,比收入后30%(33.7万人)多8.9万人。这意味着个人的信用交易记录相对更重要。
这种情况在海外亦然。仅以美国为例,计算信用评分时并不直接反映收入。金融界一位高层人士强调:“贷款利率更看重个人此前的金融交易情况,而非个人的收入或资产”,“并不存在收入少的人长期被收取高利率的固化现象”。这位人士还补充说:“金融阶梯依然敞开”,“关键是借钱之后踏实偿还”。
李在明总统13日批评称“现行金融制度使穷人被迫承担高昂利息”,“这不是成了金融阶级制吗”。这与其此前主张提高高收入者贷款利率、用于下调低收入者利率的言论一脉相承。
业界对此的反应是,这与事实存在差距。因为收入可能间接影响偿还能力,但这并不与信用评分直接挂钩。
实际上,低信用者中高收入群体反而多于低收入群体。据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委员、改革新党议员千夏岚办公室的资料,截至今年6月末,收入前30%中信用评分在664分以下者为42.6万人,多于收入后30%且为低信用者的33.7万人。也就是说,高收入者并不一定信用评分高。汉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相奉16日解释:“行为评分(BS)是根据偿还能力和债务规模决定的,相关变量中几乎不含收入”,“不能认为高收入者信用总是高”。
从信用评级机构的数据看也呈现类似趋势。据Korea Credit Bureau(KCB),截至去年末,信用评分在950分以上(满分1000分)的人数共1399万4261人,占整体的28%。若将范围扩大到900分以上(2216万2336人),则达44.3%。信用评分是计算贷款利率时使用的基础数据。
NICE评价信息的趋势大体相同。据NICE评价信息,截至去年末,信用评分900分以上者为2313万1315人,占整体的47%。900分以上的超高信用者接近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并非只有高收入者才能获得好的信用评分。一家商业银行人士解释:“收入更多用于决定贷款额度,而非信用度本身的计算”,“信用评估聚焦于过去金融交易的守信程度和今后逾期的可能性”。
美国同样如此。在美国,评定信用评分(FICO)时看五项:△偿还记录(35%)△相对额度的信用及贷款余额(30%)△信用记录(15%)△新增贷款(10%)△贷款构成(10%)。收入与资产在评定信用评分时不被直接反映。美国信用卡公司美国运通(AMEX)表示:“收入越高一般偿还能力越强,因此高收入者的平均信用评分确实高于低收入群体”,但“收入并不产生直接影响”。
有趣的是,美国各年龄段的平均信用评分不同。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美国78岁以上人群的平均信用评分为760分,比18~26岁(680分)高80分。随着年龄上升,信用记录不断积累,间接产生了评分上升的效果。
市场上不少声音认为,包括依信用风险而定的利率差别在内,一定程度的差异应当被接受。金融界另一位人士强调:“刚考取驾照不久的人车险费相对较贵是理所当然的”,“依信用风险实行利率差别是金融的核心,打破这一点是不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