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银行分析认为,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不良企业退出迟缓,韩国经济陷入了结构性增长放缓。据12日韩国银行报告,对2200多家外部审计对象企业的分析结果显示,2014~2019年退出高风险企业(占整体的3.8%)中,实际退出的仅为2.0%。新冠疫情之后(2022~2024年),退出高风险企业3.8%中仅0.4%被清理。韩国银行估计,若这些边缘企业能及时清理,2014~2019年整体经济的投资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分别比实际增加3.3%和0.5%,2022~2024年也将分别多增2.8%和0.4%。这是一边为培育尖端产业高举“生产性金融”、一边忽视企业结构调整的李在明政府应深刻铭记之处。
将沉积于房地产的市场资金引向企业与产业投资的“生产性金融”政策方向值得肯定。关键在于防止资金支援成为边缘企业的续命手段,而使其转化为企业创新、投资和生产率提升。据韩国银行数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增加的企业仅为前0.1%(约23家)。其余企业投资低迷的主因并非融资困难,而是盈利能力恶化。这意味着,要重振经济活力,通过结构改革恢复企业活力比政府或金融机构的支援更为重要。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近期也分析称,生产率放缓导致仅有海外投资激增,正在拉低韩国经济的增长率。
政府应在提高“生产性金融”效率的同时,着手营造使企业进入与退出更为顺畅的产业生态。据韩国银行数据,连续三年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的所谓“僵尸企业”比重去年末为17.1%,为2010年以来最高。不良企业靠政府支援续命,连有前景的企业也难以成长。旧细胞退出,才能由新细胞填补。资金应集中投向早期创新企业、新产业投资以及维持主力产业竞争力等方面。五大金融集团承诺的生产性、包容性金融规模高达508万亿韩元,因此银行稳健性管理能力亦不可或缺。现在正是加快劳动市场灵活化等提升生产率的结构改革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