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部长官郑成浩对检方“放弃大庄洞案上诉”的解释,反而只是加深了疑虑。郑长官10日表示,“判决的刑罚高于求刑,因此判断不提出上诉也没有问题。”他还以部分大庄洞被告被判处重于检方求刑的刑罚为由,强辩称“量刑已经充分”。但5名被告中有3人被判处低于求刑的刑罚,受贿罪等则被判无罪。最高检察厅内部规定并未另行规定可上诉的宣判刑量,即便不是“全部无罪”而是“部分无罪”,也以上诉为原则。尽管如此,郑长官仍提出“侦查与审判是成功的”这一强词夺理的逻辑,为未接受上级审判决辩解。
郑长官承认曾三次收到载有上诉意见的检方报告。但他称自己只是说了“要慎重、合理地作出判断”,并“未曾给出指示”。这显然是顾忌《检察厅法》第八条仅规定检察总长可对具体案件进行指挥监督,意在回避违法指示的争议。然而,法务部长官若提及“慎重判断”,实际上无异于促使放弃上诉,却说没有进行侦查指挥,能让多少国民信服?侦查团队也揭露上层不当阻止上诉。郑长官甚至否认放弃上诉与李在明总统的大庄洞审判有关联,并主张大庄洞一伙7000亿韩元规模的不当收益可通过民事诉讼追缴归入国库。因此才会听到“你是大庄洞犯罪集团的辩护人吗”这样的批评。
此次事态正演变为检方的集体反弹,即“检乱”。全国一线检察长和支厅长发表立场文,要求代行检察总长职务的卢万石作出详细说明,作为普通检察官的最高检察厅研究官们则形成意见,建议卢代行主动辞职。检方高层应深刻认识到,在侦查权即将被废除之际,若连公诉维持权都守不住,就等于自己放弃了作为检察机关的身份。从这一点看,应毫无保留地公开放弃上诉的具体经过与全貌,承担起自身所负的沉重责任。朝野政界也有必要为查明外部施压疑云,研究包括国政调查、特别检察官制度在内的一切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