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至今仍处于每小时有1.6名国民自行结束生命的惨痛状况之中。尤其是10多岁青少年的自杀率在最近10年间持续上升。更为严重的是,自杀这一现象日益暴露于国民日常生活中,社会不安随之加剧。
如今,自杀已成为单一部门难以承担的国家课题。政府部门、地方自治团体与民间等所有领域必须协作,提出国家层面的对策。2018年制定了《为自杀预防与营造尊重生命文化的法律》,许多机构也在为预防自杀而努力,但仍未能遏制不断上升的自杀率。这正是需要超越既有政策框架与方案的划时代对策的原因。
自杀预防归根结底是“不让死亡发生”,因此仅凭咨询无法完成。必须接近自杀的真正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为此,需要以原因为中心的科学方法。就此,笔者想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在自杀预防的基本方向上,应超越“依靠咨询的个别应对”,转向基于科学技术、通过模式预测进行的积极应对。目前大多数预防措施集中于对个别事件的咨询与事后管理。但若再进一步,以此前通过自杀危机咨询积累的数据为基础,构建结合人工智能(AI)技术的探测系统,便可预测高危语言模式与行为序列。若由此启动在特定情形下自动发出警告的系统,就能更接近自杀的成因。
例如,当高危语句与情绪的组合出现时,AI可立即建议进行危机介入;还可分析按时段、地区、年龄段的自杀发生模式,反映到政策中并制定对策。在此基础上,若构建与药店、便利店、外卖应用、居民中心等生活现场相连接的预防感知系统,便可成为挽救生命的政策工具。
同时,应将自杀预防政策从“福利”领域转变为各部门共同参与、并与民间协作的国家课题。尤其需要构建公共与民间协作的平台,使民间现场积累的实际数据与政府基于科学的政策相结合。由此应宣布从“管理”自杀的水平转向“阻止”自杀的体系。
民间的知识与活动网络也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心理咨询、精神医学、脑科学、社会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已在开展与自杀预防相关的活动。若引导它们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并将其协同效应运用于政府层面的政策,便可期待取得创新性成果。
最后,需要对国民的心理进行政策性管理。当前国民感到自己在不信任与不安的社会中过着孤立而疲惫的日常。在各自求生的激烈竞争社会中,需要从根本上提升“心理肌力”与“追求幸福的能力”的中长期对策。在自行放弃生命这一极端“行为”背后,是负面情绪能量在起作用,而这种负面“情绪”源自个人的信念与价值观。归根结底,必须让信念与价值观变得坚实。这正是为何要在自杀预防对策之外,同时推进旨在重拾韩国人本有的乐观精神与强烈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运动与教育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