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06 | 이현호 기자

李政府任内能否实现“战时作战权移交”…以明年FOC结果衡量[李贤浩军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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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内尽早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将成为韩美同盟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重要契机。”

这是李在明总统本月4日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时所说的话。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是李总统的竞选承诺,而此次是他首次明确提出“任期内”这一时限,因此备受关注。

战时作战指挥权(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WT-OPCON)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具有军事主权(国家对本国军队的指挥与作战所拥有的固有权利)的重大象征意义。然而每逢总统选举,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都会被各党列为核心承诺。原因很简单:宪法保障的国家主权——战时作战指挥权,如今掌握在美国而非韩国手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的1950年7月14日,时任总统李承晚将“作战指挥权”移交给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此后1953年10月1日签署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于次年11月生效,随之签订的《关于对韩国军事及经济援助的韩美协议议事录》将作战指挥权改称为“作战统制权”。联合国军司令所持的作战统制权,在1978年11月韩美联合司令部成立时移交给联合司令官,至今第74年,由美军四星上将、兼任驻韩美军司令与联合国军司令的韩美联合司令官掌握朝鲜半岛战区内的战时作战指挥权。

历届政府无论保守或进步,都曾多次努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由于朝鲜核导能力提升等安全环境恶化,现实是至今仍原地踏步。李在明政府究竟能否在任期内实现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目标?

政府尝试收回作战统制权始于前总统朴正熙时期。1968年朝鲜1·21青瓦台袭击事件和美国情报船普韦布洛号被扣事件中,美国未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朴正熙因此要求美国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但未能实现。

前总统卢泰愚在1987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将作战统制权移交列为竞选承诺。以此为开端,卢泰愚、金泳三政府持续说服美国,最终在1994年12月,仅将战时以外的平时作战统制权移交给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议长。

但这并非完整的作战统制权移交。在现行韩美联合防卫体制下,平时作战统制权由韩国联参议长掌握,战时作战指挥权由韩美联合司令官掌握。韩美当时判断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为时过早,因此仍由联合司令官行使。

当然,战时作战指挥权并非由韩美联合司令官单独行使。韩美联合司令官通过韩美安全协议会议(SCM)及韩美军事委员会会议(MCM),接受韩美两国总统的指示,指挥指定部队,是受限的权限。但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指挥韩国军队的是韩美联合司令官而非韩国军方,这一结构并无改变。

因此,一旦遭到朝鲜攻击,韩国无法主导行使作战统制权即宪法保障的国家主权,这一问题一直被诟病。加之美方也随着韩国军队能力提升,逐渐认为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时机正在临近,两国的移交进程开始加速。

卢武铉政府时期的2006年9月,韩美首脑就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针达成一致。次年2月韩美国防部长会谈上,甚至确定了在“2012年4月17日”移交的具体日期。同年6月制定了为系统推进移交的实施计划——“战略转换计划(Strategic Transition Plan·STP)”。

但在李明博政府时期的2010年6月,韩美首脑考虑到朝鲜军事威胁增加等安全形势变化,将移交时间推迟至2015年12月1日。

朴槿惠政府时期,2014年4月韩美首脑宣布将重新审视移交的时间与条件。据此,2015年11月韩美国防部长为稳妥推进移交,将原有的“基于时间的移交方式”改为“基于条件的移交方式”,并就“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计划(Conditions-based OPCON Transition Plan·COTP)”达成一致。即双方同意不预先确定日期,而在条件满足时移交。

此后,将任期内实现移交列为竞选承诺的文在寅政府开始加快推进。

2017年6月,韩美首脑决定持续开展同盟层面的合作,以尽快实现“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2018年10月,韩美国防部长就COTP修订案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的联合防卫指针》达成一致,并就移交后仍维持现行联合司令部体制、由韩国军队四星上将担任未来联合军司令官的未来指挥结构基本方案达成共识。

韩美就移交前提条件达成一致的事项共三项:第一是主导联合防卫所需的韩国军队核心军事能力;第二是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能力;最后是符合移交条件的朝鲜半岛及区域安全环境。

具体而言,韩美军方最为重视的条件——韩国军队核心军事能力的验证分三阶段:△基本运用能力(IOC)评估 △完全运用能力(FOC)评估 △完全任务遂行能力(FMC)评估。政府据此持续增强移交所需的韩国军队核心军事能力和核导威胁应对能力。

例如在地面力量方面,自主生产K2坦克、K9自行火炮、天舞等世界最高水平的坦克与火炮,并引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提升了世界水平的反火力战能力。在海上力量方面,具备了宙斯盾驱逐舰、3000吨级潜艇、大型运输舰以及舰对地、舰对舰、潜对地导弹的自主生产能力。

在空中力量方面,不仅拥有F-35A隐形战斗机、全球鹰、空中加油机、预警机等,还具备自主生产高性能战斗机的基础。此外,通过中远程弹道导弹拦截武器、弹道导弹早期预警雷达引进、玄武导弹研发等,持续扩充对朝鲜核导的应对能力。

在此基础上,韩美两国正就移交推进现状进行共同评估。2021年3月韩美国防部长会谈和9月韩美一体化国防协议体上,均评估移交取得了相当进展。特别是韩美通过特别常设军事委员会(韩国联参议长与驻韩美军高级军官间的军事协议机构)审议了条件评估结果。

2019年共召开五次特别常设军事委员会会议,重点审视韩国军队核心军事能力;2020年召开两次,重点审视同盟对朝鲜核导威胁的综合应对能力。其结果是,2019年8月韩美联合指挥所训练中成功实施了未来联合司令部的IOC评估。

不过2021年综合考虑新冠疫情持续、维持联合防卫态势、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落实努力等各项条件,实施了上下半年联合指挥所训练。同时并行实施由韩国军队四星上将指挥的未来联合司令部主导的战区作战预演,使FOC评估的实施条件逐步成熟。韩国军方也通过积极的对美政策磋商,致力于适时推进适用韩方主导的未来指挥结构的FOC评估。

结果是停在了第二阶段的FOC评估。文在寅政府任期内的移交未能实现。更何况作为移交条件之一的朝鲜半岛及区域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随着朝鲜核导能力提升,韩国军队须具备的必要应对能力标准也随之提高。

尹锡悦政府对移交表现出谨慎态度。就任后不久的2022年5月21日,尹锡悦总统在首尔会见访韩的美国总统乔·拜登,再次确认了基于条件推进移交的意愿,但两国首脑一致认为,考虑到区域安全环境,不宜急于推进移交。

在此背景下,李在明政府上台后,以任期内为目标,开始加速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早期移交。

韩美军方也达成一致,决定得出文在寅政府时期中断的FOC验证结果。

据悉,韩美两国国防部长在本月4日于首尔龙山国防部大楼举行的第57次韩美安全协议会议(SCM)上达成一致,将在2026年前完成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后行使该权限的未来联合司令部运用能力三阶段验证中的第二阶段。

美国曾以新冠疫情等为由未加快验证,尹锡悦政府又予以搁置,使多年来失去推进动力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由此获得推动力。

国防部长安圭伯与赫格塞斯部长在SCM上讨论了李在明政府以任期内实现为目标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并就未来联合司令部运用能力验证方式,将完成“完全运用能力验证”的目标时点定为2026年,就此被评价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李在明总统当天也在龙山总统室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表示“如果我军能力大幅增强并主导朝鲜半岛防御,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防卫负担也将减轻”,表明了在任期内实现移交目标的意志,为此增添力量。因此,明年SCM上将得出最终结论的第二阶段FOC验证结果,料将勾勒出移交时间的轮廓。

国防部表示,“按目前标准看,我方(为移交所需的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应对能力确实已大幅提高,视美国的同意与配合,移交有可能提前”。

联参有关人士表示:“我军一直为满足韩美相互商定的条件而持续努力”,“韩美将在强化联合防卫体制的同时紧密协作,系统、稳妥地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

军界内外有观点指出,拥有世界第六军力的韩国一味推迟移交,等于放弃军事主权。有主张认为,移交后韩国军队才能以更强责任感发展对朝防御战略战术,并提升主导联合作战的能力,收获积极效果。

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秀亨表示:“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不仅意味着韩国取回让渡给美国的军事主权,更意味着为营造在朝鲜半岛构建永久和平体制的军事安全环境而恢复我们的国家主权。”

? 李政府任期内“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可行吗……以明年FOC结果衡量[李贤浩的军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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