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企业25年资历的部长活下来,在首尔买了公寓,还把孩子送进大学,这样的人生是伟大的。”这是近来热议的电视剧《住首尔自有房、在大企业上班的金部长的故事》中主人公对儿子说的台词。金部长的条件不输任何人。但只要剥开一层,就会发现他与幸福相距甚远。曾是自尊象征的首尔公寓,如今成了负担和必须守护的对象。他被每月涌来的贷款利息、教育费和税金压得喘不过气,面对后辈的全租(jeonse)保证金感到“现实幻灭”。儿子这样问这位金部长:“什么是伟大的?”稍微透露一点剧情,在小说中金部长是典型的“老古董”。他不听周围的劝告,独断专行,甚至傲慢。金部长的这种性情自然导致了房地产投资失败。最终在晋升中落败、被贬到地方的金部长选择了名誉退休。他用退休金投资商铺,却遭受巨大损失。
金部长的失败,不知为何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重叠在一起。两者都没能正确读懂“房地产资产结构的变化”。对金部长而言,公寓就是“居住”和“房价上涨”的全部,但对30、40岁一代来说,房子是运作资产。即便KOSPI涨到5000点,只要房地产收益更高,资金也必然重新流向那里。市场如今已经如此改变。归根结底,不承认增加资产欲望的政策只会重复失败。文在寅政府的房地产政策就是如此。“打补丁式的镊子型管制”、“惩罚性课税”、“摇摆不定的政策”否定了人的基本欲求。
谁都想住在交通、学区、社区配套完善的新公寓里。而且公寓价格上涨后,都想搬到更好的地方、扩大资产。但政府堵住贷款、征收税金,让卖也难、买也难。结果在管制地区之名下,造出了政府认证的“富人区”。压制正常的资产增值欲望,房地产就会被扭曲成“他们自己的联赛”。
通过抑制需求来压低价格的想法,是压制欲望政策的典型。短期似乎有效,但那只是一时。被压抑的需求最终会爆发。更大的问题是,对政策的不信任会加深市场扭曲。这就是至今反复出现的进步政权房地产政策的结果。
需求抑制不管用,接下来就是税收。试图通过提高持有税和取得税来压制需求,但市场上早已扎根了比“税收威胁”更强的资产增值欲望。最终税负不是落在房主身上,而是转嫁给租户。与政府的意图相反,政策反而刺激了房地产崇拜心理。
政策不管用,政治逻辑就会介入。把多房持有者界定为不劳所得者,把强化持有税和公示价格现实化包装成“税收正义”。税收这张牌还没打出,就已出现限制多房公职人员晋升或房地产空白信托的说法。逻辑是在江南和世宗有房的公务员应当率先示范。被称为“房地产三人组”的总统室政策室长金容范、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丘润哲、金融委员长李亿源遭到的辞职要求,以及针对国民力量党代表张东赫的攻击,都不过是政治攻势。问题在于,这种攻势可能演变为政治上的划分阵营。就像把法人税、遗产税减税打成“富人减税”一样,房地产也出现了要以“富人对平民”的格局转嫁失败责任的迹象。
政策应当靠自身的合理性和一贯性获得信任,而不是靠扩大政治势力的基础。李在明总统2020年任京畿道知事时曾批评反对地区货币普遍发放的未来统合党:“是对富人有特别的厌恶症吗?民主政党不该那样。”房地产政策也是一样。与其向多房持有者等特定阶层施压,更应从任何人只要努力都能获得更好居住环境的可能性出发。
据说最近在台湾游客之间,写有“我是台湾人”的徽章成了韩国旅行的必备品。如果房地产政策仍被困在“厌恶富人”的框架里,或许不久之后,恩马公寓的大门上会挂上“我不是富人”的门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