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反映社会的变化。当舆论转变、市民期待改变时,政府的制度便会随之调整。尤其是近来的政治环境与舆论环境,要求政策更快地变化。因此政策有时看似突如其来,实际上却是社会早已预告的结果。问题出在企业读不懂这些信号的时候。许多企业在市场预测上投入不少精力,却对决定其生存的社会变化与舆论疏于观察。于是,来自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成了当今企业风险的核心。
仍有许多企业把社会变化带来的风险视为对外形象问题。危机爆发后发布致歉声明、打磨措辞以争取时间,但这就像给正在倒塌的建筑刷漆。仅靠眼前的形象应对只能争取时间,无法积累信任。信任并非源于文字技巧,而是源于系统的运作。写得好的致歉声明可以平息情绪,但如果结构不变,同样的危机会反复出现。信息是应对的语言,而系统是防止未来危机的预防的语言。
今天企业应当关注的,不是言语的速度,而是把社会变化转译为企业系统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引领政策话语的领导力。这正是非市场战略的本质。非市场战略不是回避危机的技术,而是把社会变化转译为制度、设计政策与企业关系的战略性语言。被动应对监管的企业总是慢一步,而将政策内化为内部系统的企业,反而能提出制度方向、引领市场。
Samsung Electronics与SK海力士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案例。在半导体特别法的讨论过程中,它们处在税收优惠争议的中心,却没有等待受惠。当政府将半导体界定为国家战略产业时,它们把这重新解读为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课题。它们同时推进人才培养与供应链稳定这一更宏大的话语,强调与高校、地方自治团体、合作企业构建协作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并推动设立人才培养订单班等社会变化。三星集团与SK把政策重新解读为整个产业的话语,从而引领了市场。
爱茉莉太平洋集团在加湿器杀菌剂事件后监管不断强化的环境中,以内在系统加以应对。当韩国环境部强化生活化学制品安全标准后,该公司建立了对所有原料、包装材料和供应链进行实时管理的化学物质综合系统(AP-CHEMS),把社会与政府的要求吸收进企业内部系统。这不是单纯的监管应对,而是把监管的语言整合为经营的语言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该公司超越了“合规良好的企业”,成为把政策语言变成产业标准的企业。如今它不仅在消费者眼中,在政府、媒体、市民团体等看来,也不只是合规良好的企业,而是能从内部预测并设计监管的可信企业。
CJ大韩通运则是把社会批评转化为制度化的例子。2020年快递员过劳死事件引发社会压力加大后,公司在正式致歉的同时宣布“分拣是公司的责任”,在全国各终端投入4000余名分拣人员,并引入工时实名制和限制深夜配送。可以说,在政府立法之前,公司先行落实了社会所要求的制度。此后政府制定的生活物流法,将这些现场数据反映为政策模型。虽起于批评,却以系统变革作出回应,并成为政策设计的一部分。
三家企业的共同点很明确。它们不是简单地遵从政策,而是把制度的宗旨与内部系统结合,使之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把政策潮流转化为内部系统的企业,才能预测下一次变化并提出政策方向。引领市场的力量,源自先行理解政策的系统。
深谙非市场战略的企业,把政府、市民社会、媒体、投资者视为非市场环境的参与者,而不是说服的对象。它们向政府提供数据,向市民社会提供公共性,向媒体提供透明度,向投资者提供一贯的价值。当企业把这些主体整合到制度之中时,对企业的信任便会积累。
政策会随社会变化而不断改变,但只要构建把市场与非市场结合起来的信任结构,企业就能把来自社会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信任。企业的信任并非来自快速应对,而是来自把政策转化为内部系统的企业语言,以及提出新政策话语的领导力语言。如今,设计社会的力量与支配市场的力量一样,都是企业竞争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