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以明年将远程诊疗制度化为目标、正推进年底前修订医疗法之际,有意见指出,相关讨论应由公共部门主导,而非由Doctor Now、我的医生等民间平台主导。
“为实现健康权的保健医疗团体联合”政策委员长郑亨俊(元镇绿色医院院长)4日在国会以“以营利平台为中心的远程医疗立法这样可以吗”为主题举行的讨论会上表示:“远程医疗应当为国民服务,而不是为产业界和民间资本服务。”
远程诊疗在新冠疫情期间于2020年2月被临时许可,由此推动制度化讨论迅速加速。2023年6月疫情结束后转为试点项目,而因尹锡悦政府推进医科大学扩招引发的医政冲突导致医疗空白忧虑加剧,又再次全面放开。但立法讨论仍然缓慢。目前国会已提出相关医疗法修正案共7件。本月18日将在保健福祉委员会法案审查第一小委员会进行合并审查。
尽管外界预测年内通过可能性较大,但在由免费医疗运动本部与共同民主党议员南仁顺、李寿珍、徐英锡、全珍淑,以及祖国革新党议员金善民共同主办的当天讨论会上,与会者一致表示:“现在也应当建立中介远程诊疗的公共平台。”
他们认为,美国、欧洲等多数国家的远程医疗是为提升患者便利性和可及性而设计、发展起来的,而韩国却是从“培育产业”的角度推进,这存在根本性问题。经济界一直把远程医疗作为监管改革课题之一提出要求,也出于同样的脉络。
郑委员长指出:“韩国远程医疗的引入和试点项目由医疗器械、信息通信企业等产业界掌握主导权”,“远程诊疗中介平台积累个人健康信息、与其他营利性产业挂钩,或助长非医保诊疗等具有盈利性的医疗,可能性非常高。”郑委员长以医院预约应用“Ddocdoc”在聚集用户后转为收费的案例为例主张:“远程平台可能像‘医疗版外卖民族’或‘Kakao集团出租车’一样引发社会问题。经过一定时期后,很可能收取中介手续费或订阅费,把中介成本转嫁给供给方和需求方,并可能通过挂钩各种附带业务来实现盈利最大化。”他还补充说:“医疗法对医疗机构的营利性有严格监管,诊疗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疗机构相当的营利性监管”,“应当中止在产业界单方面放松监管的要求和游说结果下推进的现行医疗法修订讨论,重整为由政府(公共部门)主导的远程医疗引入讨论。”即需要就公共平台、公共医疗信息保护机构、远程医疗监测等进行追加立法。
当天作为讨论者出席的参与连带共同执行委员长、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金振锡指出,即便考虑到明年将在全国实施的社区综合照护,以营利平台为中心的远程医疗立法也难免令人担忧。理由是这可能把社区医疗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提供交到民间与市场手中。金教授担忧道:“若以营利平台为中心运营远程医疗,照护责任将被转嫁给民营企业和资本,可能形成难以实现市郡区责任性的结构”,“照护责任或许会从市郡区转嫁给运营远程医疗平台的民营企业和资本。”
韩国重症疾病联合会代表金成柱也表示:“我赞同远程诊疗的必要性,但其出发点应是公共平台而非营利平台”,“如果按现行法案走向以民间平台为中心的结构,医疗的公共性与安全性将受到极大动摇。”其主张是,政府应设立特殊法人形式的公共平台,由公共服务器管理诊疗、处方信息,并限制民营保险公司和营利平台对信息的利用。
主管部门韩国保健福祉部维持谨慎基调。当天作为讨论者参加的韩国保健福祉部保健医疗政策科长成昌贤表示:“远程诊疗中介平台的盈利性不是政府在制度化立法中要考虑的对象”,但同时称“对于在远程诊疗中介业务中完全禁止民间服务的方案,需要慎重研究。”对于需要建立中介远程诊疗的公共平台的主张,他也持谨慎态度:“技术上并非难事,但必须建立把民间平台纳入政府行政范围内进行管理、监督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