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设立了公调处,也许就不会发生朴槿惠政府的干政事件。”
文在寅前总统在2020年底阐述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的正当性时如此表示。他强调,公调处是能够制约无所不能的检察机关的制度性装置,也是权力机关改革的核心。次年1月,首任处长金镇旭就任,公调处正式成立。由于国民对高级公职人员和检察机关的腐败早已厌倦至极,社会对公调处的期待确实很高。人们期待诞生一个如文前总统所言、敢于把刀锋指向在位权力的侦查机关。
然而,明年将迎来成立五周年的公调处,现状却惨不忍睹。公调处处长吴东运1日以嫌疑人身份出席蔡姓一等兵特检组接受了13个小时的调查。所涉嫌疑并不轻。这正是公调处曾列为第一号清除对象的“护着自家人”争议。吴处长被指在知悉公调处前部长检察官宋昌振涉嫌作伪证后,仍未依照相关法律通报给大检察厅。曾任公调处干部的宋前部长检察官,既涉嫌在国会作伪证,又涉嫌在蔡姓一等兵死亡案中妨碍对尹锡悦前总统施加外部压力疑云的调查。若属实,这将是彻底动摇公调处“对高级公职人员无禁区侦查”这一存在理由的重大事件。
问题并不只在于这一案件。过去五年,公调处花费776亿韩元预算,起诉却仅有6件,低效程度堪称历史级。进入韩国大法院的案件有3件,其中前检察官金亨俊的“赞助人受贿疑云”和前检察长孙准晟的“授意告发疑云”2件已被终审判定无罪。这些都是曾被评价为“关乎公调处命运”的案件。去年戒严之际,公调处又勉强接手本应交由警方办理的尹前总统内乱案侦查,却连逮捕令都未能妥善执行,引发全民愤怒。国政监查中浮出水面的“酷澎侦查外压疑云”,同样直接关系到属于公调处侦查对象的检察官违纪问题,却由常设特检接手调查。到了这种程度,在李在明政府时期,绕开公调处也已成为惯例。
为何会败坏到这种程度?从一开始结构性缺陷就不少。它是以人力不足、侦查能力不足、组织力不足的“三无”组织起步的。过去侦查前总统时,数十名检察官同时投入。相比之下,公调处检察官总数仅25人。即便如此仍招不到人,检察官的资格要件从律师执业10年降到7年,再降到5年。即使成为检察官或调查官,也只能连任3次(共12年)。难以成为终身职场,优秀人才自然不会汇聚。组织力局限明显,犯罪情报收集不上来,在权力侦查的核心“主动立案侦查”上存在致命缺陷。
主导仓促催生公调处的政界,事后也未加管理。为解决人力紧张和专业性不足的修法,大多在政争中被搁置或作废。高丽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永洙表示:“这不是七个月的早产儿,而是被造成完全带着残疾出生的样子”,“其实已经失败了,但因为不承认,连解体也做不到”。
问题在于,公调处的悲剧可能不会止于公调处。法律界对明年将设立的重大犯罪调查厅的目光更为冷峻。与设立公调处时一样,反检察的政治逻辑正在主导侦查机关改编,而且看不到保全检察机关侦查能力的方案。公调处好歹组织内部有检察官,组织之外还有检察机关这一替代选项。但重调厅是在检察机关消失的世界里、必须没有检察官而自立的侦查机关。
如果刑事司法体系改编是不可逆的趋势,那么细节就必须细致数十倍。仅靠并非法律专家的警察来组建专责重大犯罪侦查的机构,局限十分明显。必须引进能干的检察官,并设计出让他们感到自豪的组织。若执迷于对检察机关的敌意和改革的速度,损害将完全由国民承担。现在正是应当牢记法律界元老们“可能会变成一个无法好好办案的国家”这一忠告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