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在庆北庆州闭幕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2025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一个可以衡量技术文明走向何方的象征性舞台。李在明总统1日在APEC峰会第二场会议开场发言中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AI)基本社会”宣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应提出的“世界AI合作组织”设想,以不同的语汇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在AI时代,人类将选择怎样的秩序、怎样的社会契约?”
两项提议的取向明显不同。习主席的设想是把AI界定为国际公共产品,主张以多边规则和制度加以管理,属于“AI秩序”的语言。其核心是重新确立规范与权限中心的制度设计。
相反,李总统的宣言提出了“把AI转变为社会基础设施”的方向。即如同电力、自来水、教育那样人人可及的基础设施型AI,以及作为扩展人类尊严的社会装置的AI。这正是“AI基本社会”这一价值的语言。如果前者追问“谁将控制AI”,那么后者追问的是“AI应当为谁而存在”。
这种对比不应被视为竞争格局,而应读作文明选择的坐标轴。今天的AI已超越产业工具,成为社会的镜子。掌握超大规模算力、数据和算法的少数人在累积“智能的资本”,并重塑民主的程序、市场的规则乃至个人的选择空间。“智能不平等”越是加深,技术问题就越会转化为社会问题。因此,新社会契约的出发点不应是分配的恩惠,而应是公共性的重建。
然而,仅凭愿景无法改变现实。没有秩序的基本社会是空洞的,没有基本的秩序则易走向压迫。李总统的“社会”与习主席的“秩序”不应冲突,而应有交汇点。国际合作应确立安全性评估与风险等级、数据流动与隐私、反垄断与互操作性等共同规则,各国则应在此之上叠加权利、照护与可持续性的目标。规则与价值的平衡,这种多层设计正是AI时代的文明语言。
韩国正站在这一设计的试验场上。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民主制度和公民感受力的我们,可以成为连接“AI秩序”与“AI基本社会”的桥梁。亚太地区国家、大学与产业界联合的全球AI基本社会倡议、算法透明度机构、公民数据信托、清洁能源一体化数据中心标准、面向弱势群体和中小机构的“国民AI券”等制度,都可以立即启动。对外则应通过AI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全球南方共享公共模型、数据和AI社会服务,把缩小“智能差距”的合作制度化。
归根结底,人类需要重写的是两份社会契约:国界之间的“AI秩序”,以及人类与智能之间的“AI基本社会”。仅有其一无法开启未来。规则应为权利而存在,权利则通过规则得以实现。我们的选择很明确:让AI不是支配人类的装置,而是放大人类能力的公共基础设施,在秩序之上确立基本,为基本而确立秩序。最先实现这种平衡的国家,将决定AI时代文明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