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88岁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巡视中国南方城市,喊出“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为重新激发天安门事件(1989年)后陷入冰冻的改革开放气氛而出行的“南巡讲话”。这位高举“黑猫白猫论”、标榜实用主义路线的领导人选择的中心地是广东省深圳。又过了30多年,如今深圳已蜕变为华为、腾讯、DJI、比亚迪、中兴等世界级科技巨头汇聚的“中国版硅谷”。去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万6800亿元人民币(约739万亿韩元),稳居继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城市地位。这是从落后渔村变身为1800万人口大城市的“奇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主席国交接仪式上表示:“明年峰会将在广东省深圳举行。”他还补充说:“深圳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象征。”如果说韩国将文化与历史之城庆州选为今年APEC会议举办地,那么中国选择的则是象征技术与开放成果的深圳。
实现中国“科技崛起”的深圳,其成功秘诀是“破除监管”。中国政府1980年将深圳指定为首个经济特区,确立了“能放开就放开”的原则。此后在技术、金融、数据产业大举引入监管沙盒,阻碍初创企业试验的制度被果断暂缓执行。近来作为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制度壁垒消失,无人机高度监管也得到放宽。如今深圳已跃升为连接香港、澳门与广东省9个城市的超大经济圈“GBA(大湾区)”的中心城市。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9月第一次核心监管合理化战略会议上提议:“不妨把一座地方城市整体指定为自动驾驶监管沙盒。”从深圳的历史看,这番话绝不只是空谈。改革不是宣言,而是决断与执行的接续。韩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计划,而是先清除如蛛网般纠缠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