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中某个领域要取得成果,至少需要30年,这就是所谓的‘30年法则’。韩国需要更为长期的投资。”
首尔大学自然科学学院院长俞在俊3日在首尔大学冠岳校区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日本近期获得诺贝尔奖,源于持续的研究支持和政策一贯性。”
俞院长举例的日本是科学领域获奖者迄今达27人的“诺贝尔奖强国”。今年,日本大阪大学特聘教授坂口志文与京都大学教授北川进分别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和化学奖,展现了实力。
日本能够在诺贝尔奖获奖数上居亚洲首位,首要原因被认为是“明治维新”以来持续150多年的基础科学培育政策。相较之下,韩国正式培育基础科学的起点是制定基础科学振兴法的1989年,与日本相差约120年。
韩国特有的“选择与集中”文化也对诺贝尔奖获奖产生了负面影响。俞院长说:“诺贝尔奖以研究者的独创想法在数十年间如何贡献于世界作为评奖标准”,“韩国为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一直采用挑选能带来短期成果领域进行投资的战略,而通过这种战略很难产生诺贝尔奖。”
也有人担忧,尹锡悦政府所谓的“研发(R&D)预算削减”事态使诺贝尔奖获奖更加遥远。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在表决明年预算时恢复了研究费不足1亿韩元的“草根基础研究”,但研发削减事态的余震依然存在。俞院长指出:“当时政府全额削减草根研究预算,使开拓新领域的研究者失去了位置。”
相反,日本历届政府都从中长期视角推进基础科学研究。1917年设立的国立研究机构“理化学研究所(RIKEN)”每年获得约1000亿日元(9280亿韩元)的预算,推进国家主导的基础科学研究。日本外务省还推进“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研究伙伴关系(SATREPS)”项目,开展环境·能源、灾害预防等旨在解决全球性议题的联合研究。俞院长评价称:“日本在引进海外人才时有时由外务省而非文部科学省主导,部门之间的讨论和衔接较为顺畅。”
俞院长还指出,优先考虑可以折算成金钱的研究这一文化也必须改变。他表示:“只有社会对经历试错的研究者给予认可和共鸣,后续一代才会投身基础科学”,“人们可能认为基础科学只有‘超级明星’,但更需要大量的‘马拉松选手’,在他们坚持不懈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诺贝尔奖才可能诞生。”
首尔大学自然科学学院计划设立对标美国“联邦资助研发中心(FFRDC)”的校内研究所“未来超融合基础科学技术院(NEXST Lab)”,以提升大学的研究能力。俞院长说:“在像现在这样教授们在竞争中勉强争取到研究经费的结构下,很难保障持续性”,“希望形成与国家的合作积累研究者联结、并以更好研究回馈的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