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潜在增长率跌至1%区间,韩国经济见顶后步入下坡路的“韩国峰值”担忧正在成为现实。原因在于,尽管主力产业进入成熟阶段、中国攻势等使后发追赶型增长模式已触及极限,过去20多年却忽视了通过创造性破坏发掘新产业的工作。首尔大学工学专业研究生院技术经营经济政策专业教授李正东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培育土壤,也是我们的核心能力,应成为所有产业政策的优先事项。”他说:“在结合人工智能(AI)升级制造业的同时,包括每周52小时工作制的弹性适用在内,凡是有利于制造业的政策都应全部动用。”李教授强调:“AI技术是足以改变一个国家排名的巨大潮流”,“比AI技术开发本身更重要的课题,是把既有社会惯例和组织文化改造成契合AI时代的样子。”
——您认为韩国在诸多试错中是否正在积累创新所需的“积累”经验?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教授菲利普·阿吉翁的理论很简单:在创造性破坏顺畅的产业生态中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旧细胞退出的位置由新细胞填补,这就是创造性破坏。僵尸企业应被淘汰,有能力的企业应诞生。但最近韩国新产业或新企业登场的案例并不显眼。此前像韩国这样熊熊燃烧的“熔炉型”国家很少见。问题在于,我们今天是否在为明天播种。
——您一直强调要从“问题解决者”转向“问题出题者”。
△埃隆·马斯克的“SpaceX”从火箭推进器可回收利用这一简单构想出发,成功大幅降低了太空发射成本。社会各领域都应抛出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即能够成为日后成长为庞大领域的最初种子的“宏大命题(Grand Quests)”。之后还要经历积累失败以寻找答案的“规模化(scale-up,持续改进)”过程。我认为答案在比上一代更聪明的年轻一代手中,应给他们更多机会。
——不少批评认为韩国企业失去了挑战精神。
△对标发达国家产品、经过可行性评估后通过大规模投资做出更好产品的成功战略,如今已行不通,因为中国做得更好。已经到了不去探索发达国家尚未涉足领域就无法生存的时点。需要绘制世上没有的地图、创造新产业的过程。要做新事业,后发追赶型的投资决策和经营惯例必须改变。探索未知之地不能下大注,必须内化频繁小额下注、观察结果后再向下一阶段演进的战略。
——从韩国经济体量看,很难在所有制造业都做得好。
△现代技术都是拼装式结构。新冠疫苗由东欧出身者发现核心原理,在英国、印度等地制造。仅半导体而言,一件成品从原料开始要跨越70次国境。某一国家从事半导体产业,意味着它掌握着其中一块拼图。荷兰的半导体主权来自全球唯一的极紫外光(EUV)光刻设备制造商ASML。我们也应把力量集中在别国无法替代的环节。
——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尖端技术领域已紧追美国。
△在可衡量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未来竞争力的学术论文、专利权指标上,中国已超越美国。中国持有可反映到第五代(5G)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中的核心专利约42%。国际标准提案件数上中国也占绝对优势。一旦掌握标准就会附带专利,令人担忧今后韩国企业须向中国支付专利费的局面。
——韩国的研发(R&D)战略也与“后发追赶型”增长相适应。
△与政治领域一样,必须摆脱“1987年研发体制”。朴正熙政府时期,为发展电子、机械、石油化学等产业,把土地、资本、人力等国家资源集中投给特定企业。此后,政府在1986年工业发展法施行后放弃了对企业产业进入与退出的决定权,转而改为对企业有帮助的研发支持。半导体、码分多址(CDMA)、显示器等技术就是其成果。但由于评价标准是对产业的贡献度,失败不被容许,只能追求短期成果。
——要成为技术引领型国家,研发政策方向应是什么?
△韩国的政府研发以产业应用技术为主。相反,美国政府的研发只有底层的基础科学和顶层的国家使命两部分。国家使命涉及国防、保健、环境等影响整个社会的技术。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GPS)、触摸屏、电池、AI等我们惊叹的技术,其根源都起自美国的国防研究。我们也应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由政府强化基础科学和国家使命型研发,并让企业能够拿来使用这些技术。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成为未来产业种子的颠覆性创新或创造性构想。
——“韩国式技术主权”战略应如何设计?
△自主独立型技术主权是走向失败的路。想要自行开发所有技术在现实中不可能,还会导致二流技术打着“国产”旗号受到优待。需要的不是封闭式技术主权,而是合作型技术主权。只要在拼图盘上握有一块核心拼图,其他玩家就无法背叛。必须具备在拥有(own)独立核心技术的前提下与他国合作(collaboration)、并能获取(access)所需技术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OCA”战略。
——美中战略竞争十分激烈。
△“知(knowing)”与“行(doing)”如同人与影子,不可分离。只熟知物理、化学理论有何用?只有亲手制造,才能知道哪里错了,也才会出现新的公式。美国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意识到,仅把制造业当作就业问题看待是重大失误。工厂消失,创新也会消失。如今美国面对中国这一强大对手,正疯狂推动制造业复兴,将其作为恢复尖端产业技术领导力的第一步。
——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没有制造业,任何产业愿景都难以奏效。AI并非存在于现实,而是以比特(bit)存在。要从数字世界走向现实的原子(atom)世界,就必须拥有物理躯体。量子计算也需要能够支撑的服务器。AI与制造业的结合,也应从如何利用AI来振兴制造业的角度来切入。相对于制造业成长,AI技术本身是次要问题。制造能力才是我们的核心基础。
——李在明政府提出“AI三大强国”目标。
△我认为意义重大。AI这一巨大潮流刚刚出现,正向顶点奔跑。回顾过去250年历史,蒸汽、电力、数字等通用技术一旦到来,就会在约50年间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国家排名的变化取决于通用技术与其他领域结合的速度有多快。韩国是成功搭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数字技术浪潮的国家。相反,日本应对失败,经济实力随之落后。
——迎接AI时代,今后的课题是什么?
△不仅是半导体、生物、流通、媒体等各产业,教育、行政等所有领域都要尽可能快速、深入地嫁接AI技术。成败将决定是跃升还是后退。这比打造ChatGPT、DeepSeek那样出色的生成式AI更重要。改变既有惯例或组织文化,比技术开发需要更长时间。
——有人说政策决策者中文科出身较多,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缓慢。
△文科理科专业完全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领导者乃至全体国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科学思维方式和理性主义。所谓科学思维方式,就是承认自己的假说可能是错的,并且随时可能被后辈的新假说取代。这是发达国家通过科学革命获得的普遍常识。相反,看看部分政治话语,更接近无法进行假说验证的教条(独断的信念或学说)。在只有大声自我主张横行的社会风气中,很难抛出宏大命题。
◇ He is…
1967年出生于大邱,毕业于大邱启圣高中后,在首尔大学资源工学系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业。1999年起任首尔大学技术经营经济政策专业研究生院教授,是韩国工学翰林院和韩国科学技术翰林院正式会员。曾任韩国生产性学会会长、韩国经营学会会长、牛津期刊《科学与公共政策》主编、文在寅政府时期总统秘书室经济科学特别辅佐官等职。凭借横跨产业与科学技术领域的洞察力和专业性,著有《积累的时间》《积累之路》《最初的提问》《宏大命题》等多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