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新闻,觉得政治已超越日常性混乱、彻底出了故障的人不止一两个。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对28个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中位数为58%的成年人对本国民主的运作方式表示不满。美国人中有60%,意大利和法国几乎每10人中有7人赞同这种看法。人们依然更偏好民主而非独裁,但对其运作方式的不满与失望已广泛蔓延。
一提起这个问题,某些年龄层的人常会想起20世纪70年代。那时西方民主也似乎气力将尽。在美国,通胀、越战与水门事件击碎了公众信任。但到了80年代,局势发生反转。经济改革与技术活力恢复了对民主的信任。此后不到10年,共产主义崩溃,自由民主成为胜者,证明70年代的危机只是革新的序曲。
然而今天的问题与那时不同,而且看起来更深。此前的危机是管理问题。政府未能尽责,但国民依然信任民主体制。联邦最高法院受人尊敬,国会正常运作,媒体权威稳固。国民希望规则得到执行。但现在他们不相信规则。从法院、媒体、大学,甚至到选举,认为美国中央机构与核心制度存在偏向的看法成为主流。
迈克尔·刘易斯在其播客《Against the Rules》首期中讲到,体育迷会朝一位一如往常判罚准确的裁判大喊“你太糟糕了”。问题不在行为,而在认知。一旦被贴上偏袒的标签,裁判无论判罚多么准确,都很难恢复信任。在法律、媒体和政治领域也会出现同样情形。裁判若不透明或不被信任,整场比赛都会让人觉得不公。
刘易斯的主张解释了为什么单靠问责无法修复民主。透明度提高会让偏见更显眼,反而可能助长冷嘲热讽。这有助于解释唐纳德·特朗普的独特魅力。作为总统,他彻底抛弃了假装中立的姿态。这种直白让支持者放下戒心。特朗普的崛起也暴露出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更深的裂痕。当人们把不公与自己的工作、收入和未来联系起来、视为个人问题时,就会转向右翼民粹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把他们的痛苦解释为精英与外部势力的背叛。
近几年,去工业化等最令人不安的冲击让人觉得,个人层面的不公比社会层面的不公更为要紧。劳动者害怕的是自己被取代,而不只是他人贫穷。这种恐惧催生愤怒,并自然而然与右翼主张的反移民、保护主义、边境管控等叙事相契合。加之右翼长期以来贬损美国从官僚体制到媒体的核心制度的运动,对民主的信任随之崩塌。
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是在领导者带头让民主做出实际成果后结束的。当时人们怀疑政府的能力,但并不怀疑其正当性本身。今天的挑战不是管理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制度依然运转,却失去了公正的光环。当公民不再信任裁判,就不会遵守规则。
我们如今已进入民主的“后裁判时代”。制度难以置信,公正遭到嘲弄,公民按身份认同而非政策划分阵营。70年代的危机之所以恢复,是因为人们判断民主值得去修复。我们当下的危机若要结束,公民之间必须得出民主重新值得信任的判断。
50年前人们怀疑政府。今天人们互相怀疑。民主的下一次复元不会来自能干的管理者或技术性改革,而将来自对信任——那条让其他一切成为可能的看不见的规则——的重新发现。在人们相信裁判正努力做到公正之前,我们将继续对民主高喊“裁判,你真是太糟糕了”。然后再纳闷,为什么这场比赛让人觉得不再值得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