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战争,为学术界是否应当追求观点多样性、又该如何追求这一陈旧争论重新点燃了火种。持续数十年的争论,一直围绕要求更多观点多样性的保守阵营与试图维持现状的学术既得利益层展开。如今,这场争论已超越单纯的意见分歧,蔓延成学术界的存在论危机。
对观点多样性作出最简洁概括的人物是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在1974年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中说:“科学的第一原则是不要欺骗自己,而最容易被欺骗的对象正是自己。”人类擅长只看自己想看的、期待看到的东西。尤其在情感上投入于某种信念时更是如此。为了不欺骗自己,我们必须持续付出自我反省的努力,有时还需要拥有与我们不同观点的外部人的存在。
笔者经常撰文为观点多样性辩护,但相对较少花时间处理反驳意见,例如近期刊登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学术刊物《学术》上的莉萨·西拉加尼安的《反对观点多样性的七个命题》。西拉加尼安认为,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偏向的主张并未得到证实。她还贬低称,要求观点多样性的论据同样薄弱且不诚实,并且有害于真理探索与学术自主性。她刊登在《高等教育纪事》上的姊妹文章,则被冠以相当具挑衅性的标题——“观点多样性是‘MAGA’的阴谋”。
笔者想对她文章中挑衅性的标题提出异议。不仅因为它与事实不符,更因为该标题把西拉加尼安的主张界定为一种政治策略。这是向进步倾向的学者发出的守卫自身领地的呼喊,也是一套可用于煽动的论点。我们说自己追求真理本身,但大多数学者探索真理,是为了换取可用于满足不那么高尚需求的金钱。提供这笔钱的人希望得到回报。他们不会仅因“真理总量”增加这一事实就感到满足。尤其当自己被描绘成愚蠢的偏见者时更是如此。
学者们未能正视这一令人不适的现实,原因在于20世纪给了他们一笔极为有利的交易。随着工业社会日趋复杂,对科学研究和知识劳动者的需求增加,联邦政府的资金因此流入实验室和学费补助。同时,为了获得进入中产阶级职业的入场券,家庭为子女的大学教育支付了更多金钱。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愿意仔细查看下金蛋的鹅的内部。因为人们害怕一旦贸然触碰,鹅就不再下金蛋。
得益于那种有利的体制,大学得以为实用效用并不明显的研究提供资金。同时,学术共同体发展出左派文化,最终在为其提供财源的社会眼中显得更具敌意。当然,大学并非只进行社会批判。但它在大学活动中所占的比重,确实比30年或50年前更大。这种扩大再生产,只有在“下金蛋的鹅”持续产蛋时才可持续。然而近来,这只鹅下的蛋实在不尽人意。
大学学位的价值停滞不前,随着人工智能(AI)取代大量知识劳动,今后还可能进一步下滑。在新冠疫情期间,专家们把关于何种选择更有价值的个人意见与对病毒的科学判断混为一谈。大学行政管理者开始介入政治争论,并放任惹恼捐赠者和立法者的喧闹抗议文化。过去10年间,公众对大学的信任急剧下降,不仅在保守层如此,在中间层也是一样。正因如此,共和党如今攻击大学已毫无顾忌。
保守倾向人士更多参与学术界能否提高研究质量,尚有争议空间。但至少他们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那些损害高等教育声誉的自杀式举动。相比学术的高尚理想,这听起来或许有些俗气。然而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前,任何人都无法追求高尚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