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与政治陷入了“日暮途远”的局面——前路遥远,天色却已渐晚。企业连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惊涛骇浪都力不从心,执政党却强行通过了“黄色信封法”和Commercial Act修正案。每周4.5天工作制与延长退休年龄也即将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2%,而韩国经济仅为0.9%。国会带给国民的不是愿景与希望,而是绝望与叹息。共同民主党沉醉于权力而无视民心,国民力量党仍在弹劾的泥潭中挣扎,读不懂民心。NEAR财团理事长郑德龟2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经济正在经历‘失去的20年’”,“沉醉于短期增长而推迟改革,正是失去的20年的原因与本质。”他还主张:“必须尽快结束讨好强硬支持势力的‘政治过剩’时代,转向设计国家未来的‘战略与政策’时代。”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历任财政经济部次官和产业资源部长官、并担任过第17届国会议员的郑理事长强调:“曾是坚实经济同盟的美国反而在施压韩国,曾被视为追赶者的中国正在超越我们”,“必须加快结构改革,建立不受中美任何一方左右的‘自强经济’体系。”
——如何诊断当前韩国经济?
△都说日本经济正在经历“失去的30年”,而我认为我们的经济正在经历“失去的20年”。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先进经济体。但危机后大胆推进的改革基调进入2000年代后中断,经济又退回“先进途上国”状态。长期被困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世界GDP的2%这两道墙。本应加快劳动、养老金、教育、医疗四大领域改革并制定长期战略,但陷入意识形态逻辑的历届总统都推迟了改革。过去20年里,每五年一届总统任期经济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绝非偶然。沉醉于短期增长而推迟改革,正是失去的20年的原因与本质。
——执政党还想把每周4.5天工作制和延长退休年龄立法化。
△依靠强硬工会支持而执政的执政党大量制造偏向劳方的立法,这是个大问题。继单方面通过“黄色信封法”、重大灾害处罚法和Commercial Act修正案之后,又要推进每周4.5天工作制和延长退休年龄。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只减少工时,无异于把我们的经济推向崩溃的自伤之举。曾是制造业强国的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竞争力急速下滑、增长率放缓,不正是因为过度缩短劳动时间、增加福利待遇吗?韩国经济正要重蹈欧洲覆辙。在生产率停滞而工资反而上涨的结构下,哪家企业敢保证自己能存活?每周4.5天工作制完全没有考虑我们的经济与企业现实,是把企业赶往海外的恶法。若束缚企业的政策与法案大量出台,企业外流将进一步加速,我们的经济可能陷入制造业空心化的困境。
——对政治失灵的担忧也很强烈。
△韩国政治正陷入一种扭曲的生态:巧妙利用政争谋取私利的“劣币政客”在驱逐善良的“良币政治家”。议员本应凭专业知识和洞察力一决高下,却只看着强硬支持势力,抛出低于常识的言论,呈现难看的行径。稍有让步或妥协就会被打上“背叛者”的烙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经济法则原封不动地适用于我们的国会,这一现实令人痛心与遗憾。当政治不再是让国家进步的工具,而堕落为维持权力的技术,我们的社会就会陷入集体虚无。
——国政运营的最终责任人毕竟是总统。问题何在?
△政治是舍弃两端极端、寻找平衡的艺术。然而朴槿惠、文在寅、尹锡悦等历届总统都是靠强硬支持层的力量当选,李在明总统也不例外。极端的强硬支持层既是稳固的权力基础,也可能成为国政运营的镣铐,是“双刃剑”。无法包容对立阵营的批评声音、埋头于内部团结,原因就在于此。总统若丧失平衡感、陷入阵营逻辑,必然走向独断与自负。总统不能搞偏向一方的“钟摆式”国政运营,而应立于中间、保持平衡感,发挥调解者作用。政治重心动摇,经济政策的平衡也会一同崩塌。
——对政府大放水的扩张性财政基调,担忧声很高。
△国家财政已达危险水位。文在寅政府时期国家债务比率超过50%,若延续当前基调,李在明政府时期很可能超过60%。财政扩张本应是克服危机的临时手段,如今却变质为常态化的民粹工具。福利扩大与现金补贴竞相推出,财政健全性正迅速受损。当前的财政政策把短期政治利益置于可持续性之上。比撒钱更优先的是结构改革,比福利更紧迫的是夯实增长基础。财政健全性一旦动摇,国家信用评级会下降,对我们经济的信任也可能崩塌。
——如何评价核电与能源政策?
△把环境与能源合并到一个部门是非常错误的选择。因为政策与监管本质上相互冲突。能源是产业的骨架、生产率的基础,若只以环境逻辑切入,产业竞争力必然受损。核电是AI、半导体、数据产业的必备基础设施。若无法稳定供电,整个尖端产业都会动摇。但李在明政府的能源政策不是从产业政策层面,而是迎合政治逻辑。可再生能源政策虽有名义,却缺乏现实性。核电在技术和经济层面都是最高效的碳中和手段,排除它就会动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能源不应作为环境问题,而应从生存与生产率层面来对待。应以能源安全与产业可持续性为中心重新确立能源政策,而不是“脱核电”“环保”这类好听的政治口号。
——与美国的关税谈判进入尾声。应如何应对特朗普主义?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形容较为恰当。它与中国模式相似,与韩国、日本、欧盟(EU)等市场经济相冲突。其底层认知是美国的国富流向了韩国等同盟国和海外。意即通过贸易施压和加征关税把同盟国的财富转移到美国,而这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全球信任资产。韩国正在切身体会特朗普式国家资本主义和信任破坏的余波。从现在起,韩国必须摆脱对美国的盲目依赖关系,提高自强比重,探索战略性对外政策。不能止于单纯的同盟关系,而要转向以相互信任与利益为基础的“战略性合作”。
——中国经济的追赶与超越令人可畏。
△中国不再是我们经济的互补性存在,而是最大竞争者。过去形成的分工结构是,韩国供应核心零部件和材料,中国组装加工后出口。但中国迅速提升技术实力和产业能力,已追赶到韩国主力产业的眼前,在部分领域不仅超越韩国,还在超越日本、德国乃至美国。特别是在半导体以及电池、显示面板、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国凭借政府补贴和内需市场正在超越或替代韩国。若中国为对抗美国的贸易施压,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中心建成“红色供应链”,韩国的出口基础将进一步削弱。在钢铁和石油化工领域,这种苗头不是已经出现了吗?
——在中美霸权竞争中,韩国的生存战略是什么?
△当今世界秩序处于“复合转型期”。唯有自强才是生路。自强是指减少对外部的过度依赖,壮大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自己守护主权与生存权。自强与意识形态论者主张的自主有根本区别。随着美国丧失以往的道德领导力、信任受损,韩国再也无法维持盲目依赖美国的战略。在对华关系上,需要一种既持续经济合作又强化战略自主性的平衡路径。需要在降低对华依赖度的同时追求互利的现实主义路径。
◇ He is…
1948年出生于忠南唐津,毕业于首尔培材高中和高丽大学经营学系。通过第10届行政高等考试后,历任财务部经济合作局长、国际金融局长、财政经济院第二次官辅等职。1997年外汇危机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首席代表,在克服危机中发挥了先锋作用。金大中政府时期历任财政经济部次官和产业资源部长官,在第17届国会担任开放国民党议员。曾任首尔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并在中国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任客座教授。2007年辞去议员职务后,创立财团法人NEAR财团,并将其发展为屈指可数的智库。主要著作有《与巨大中国的对话》《外汇危机惩毖录》《中国看韩国的真实心态》《岐路上的朝中关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