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亿韩元对92万亿韩元。这是今年上半年韩国制药、生物企业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出口业绩。韩国新药研发业界自我称赞今年上半年创下“史上最高”技术出口纪录,但与中国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而且中国在下半年也接连签下辉瑞与三生制药(约8.4万亿韩元)、葛兰素史克(GSK)与恒瑞医药(约16.7万亿韩元)、罗氏与翰森制药(约2万亿韩元)等大额技术转让合同。相比之下,韩国企业的技术转让消息则日渐稀少。
与中国的差距为何拉开至此?原因多样,包括中国政府的大力资金支持等,但专家指出“临床试验监管”的差异是重要原因。中国政府在符合国际指南的同时简化了临床试验审批程序,使临床得以快速推进。其结果是为大型药企积累了可证明新药疗效的海量临床数据。韩国生物业界人士表示:“韩国企业倾向于在临床前集中建立精细的理论,而中国企业拿出的是以患者为对象的数据,因此无可反驳”,“在新药研发中,数据是最强大的力量”。
将生物产业作为未来支柱产业的李在明政府表示要把新药品目许可期限缩短至240天以内,但同样需要放宽临床监管,原因正在于此。新药物质要获得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的品目许可,最终仍需临床数据支撑。减肥药“Wegovy”开发商诺和诺德总部所在地丹麦药品管理局(DMA)为支持本国制药企业快速开展临床,近期也引入了在14天内处理一、二期临床试验申请(IND)的“快速审查制”。
近来随着抗体偶联药物(ADC)和细胞基因治疗(CGT)等多种治疗方式(模态)的出现,新药研发企业跨越临床监管门槛的难度不断加大。尽管政府今年2月修订了关于尖端再生医疗及尖端生物医药品安全与支持的法律,但食品药品安全处的临床审批仍是巨大障碍。为将生物产业培育为未来支柱产业,如今正是应研究前瞻性放宽临床监管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