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保守主义者”与进步阵营对新新政的复古式渴望不无共通之处。这些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政府的人确信,为提高自由市场的合理性,政府应介入经济,适当分配资本与机会。但经济学家乔治·塞尔金在近着《虚假的黎明:新政与复苏的承诺,1933-1947》中,反驳了热衷新政的进步主义者那种胜利主义式的怀旧。该书表明,“民族保守主义者”正忘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经验所带来的警示性教训。
塞尔金动用了大量学术资料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新政并未实现从大萧条中的复苏,反而常常起到阻碍作用。罗斯福最具建设性的业绩,是在就任第二天实施的全国银行休业措施。1933年实行的为期一周的银行关闭,大体上阻止了经济的萎缩。但完全的复苏需要10年时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据塞尔金所述,大萧条是联邦政府动用一切可用资产试图终结的第一场经济危机。但经济并未轻易复苏。美国经济直到1943年才达到与充分就业相称的生产水平。20世纪30年代末失业率为14.6%,高于大衰退见顶的2009年10月的11%。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大萧条前水平高出30%以上,且从未跌至20%以下。
当时占劳动力22%的农民所获得的直接补贴,由对食品加工企业征收的税款来支付。政府从这些企业征得的税收远多于个人税或企业税。由此产生的费用被转嫁给消费者。作物削减计划推高消费者价格后,农民收入增加,但耕地减少使农业领域又增加了200万失业者。1939年的农户收入相比1929年水平明显更低。
新政的核心思路前后矛盾。新政的主要逻辑是,衰退期价格下跌,因此必须强行提高价格才能使经济复苏。据此,国家复兴署(NRA)在企业利益团体主导下将约550个产业卡特尔化,并制定公平竞争规范,将会导致价格下跌的竞争定为非法。NRA强制缩减雇员每周工作时间,但禁止削减工资总额。由此失业率虽有下降,但主要原因是工作分享。
即便在20世纪40年代初,仍有17%的劳动力处于完全失业或缩短工时状态,成年人比1929年少工作20小时以上,工业生产比1929年的峰值低10%。罗斯福不间断的管制措施和对企业的敌意,营造出令投资瘫痪的不确定性氛围,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新政造就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催生了末世论式的战后预期:其依据是从战时东远集团中释放出的产业生产能力,以及1000万名从军队回归社会的退伍军人等将带来民间部门劳动力的过度扩张。相反,政府支出在一年内减少40%,联邦税收却飙升,民间部门的活力使失业率大幅下降。塞尔金在书中写道:“战争让包括行动主义管理国家在内的一切散发法西斯气味的东西都变得恶臭。”
然而教训被遗忘了。被民族保守主义者热烈赞扬的特朗普政府,是最具经济干预主义色彩的政府。以此标准看,现政府堪称新政以来最进步的政府。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向农民,尤其是大豆种植户提供数十亿美元补贴,用以弥补因特朗普的关税而产生的大豆农户损失。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针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征收了报复性关税。半国有化的美国钢铁公司判断,从经济角度关闭伊利诺伊州的工厂是合理的,但政府以政治理由禁止关闭。
随着这种组织性低效被放大,经济失去了活力。然而进步主义者和民族保守主义者会满足地宣称,新的新政就在此时此地。历史曾被称为早期预警系统。塞尔金所梳理的新政史在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学不到”这句陈腐格言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