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对H-1B签证签发征收10万美元费用的新规引发热议。然而如同往常一样,几乎没有人指出总统未经一定的事先公告期和意见征集程序,便以国家安全为由随意修改法规。这种行为方式自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一直延续。他就任后立即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成批罢免了12名以上的监察长。要解职这些人须明示对每个人的具体罢免理由并提前30天事先通告,相关规定被完全忽视。
特朗普政府似乎在有意无视法律和规定,以削弱对行政部门权力的制衡。特朗普行政当局本可以请求国会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由于对外援助本来就极不受欢迎,若借助国会之手,便无需担心舆论反弹。然而特朗普选择了单方面的行政措施。大多数观察人士将此视为篡夺权威与积聚权力。对此有人表示深切忧虑,也有人视若无事地不予理会。
笔者想提出的问题是,曾令美国自豪的制衡体系究竟为何变得如此脆弱。审视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美国格外突出。在民粹主义的广泛兴起、对既得利益的种种不满以及充满愤怒的政治修辞之中,美国似乎沿着立宪主义与法治不断被侵蚀的非自由民主之路,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测量全球民主状况的瑞典V-Dem研究所评价称,美国民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遭到侵蚀。
若在以往的时代,现任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无一例外都会引来公众的强烈抗议。然而今天我们却日常性地目睹一些非常措施:对媒体的监管威胁与诉讼、以取消政府业务或拒绝进入联邦大楼相威胁对付律师事务所、利用韩国法务部把政治反对势力作为打击目标,以及在美国境内动用军事力量等。有人为这些行为辩护称是行政权的必要行使,但恐怕几乎无人会质疑这些措施的范围与频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矛盾的是,问题的一部分源自在许多方面持续取得成功的宪法的悠久历史。美国的政治框架不只是在1776年或1789年建立的,其起源可追溯至早期英国殖民者构建的政府结构。这一体系在当时是现代的,但那已是300年前的事。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围绕禁止行政部门干预发展出了特定规范,但正如特朗普政府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打破它们所显示的,规范终究只是规范。
其他民主国家以超党派方式确定法官及其任期。相反,美国以党派色彩浓厚的方式提名终身制的联邦法官。其他国家从美国学到了诸如将法律审查的最终权力赋予韩国大法院这样的制衡基本原则,但在立法过程中对其作了更为精细的调校。民主崩溃研究的巨擘、《民主如何死亡》的合著者史蒂文·列维茨基对笔者表示,立宪民主腐坏的最重要原因,或许在于长期享受成功的美国完全没有感到变革的必要。
人类是通过失败而非成功学习的,这句话在事业和人生中都适用。美国赢得了冷战,引领了信息革命,在多个方面稳居世界之巅,因而不觉得有必要审视体系、检讨缺陷并加以改进。列维茨基指出:“美国例外论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宪法和政治体系的弱点。”他将自我省察的缺失与领导力的失败列为使美国民主变得脆弱的决定性因素。
列维茨基指出:“在波兰和巴西这样的地方,人们通过数代人的经验深知失去法治和宪法保障意味着什么。然而美国的共和党领袖、企业掌门人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似乎连想都没想过,我们竟真有可能目睹民主的衰退乃至民主的死亡。他们认为我们不一样。”这种想象力的缺失正在造就致命的自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