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及早达成共识与渐进改革,可以守住可持续的财政。”
要守住财政的可持续性,答案是“及早共识、渐进改革”。能否在不削减福利的前提下守住财政?上世纪90年代初,濒临国家破产危机的瑞典仅用十余年就转型为被称为北欧模式的稳定福利国家,其背后正是及早改革与社会共识。相反,同一时期扩大福利支出、推迟结构改革的法国,最终在迟来的改革尝试中遭遇爆发式反弹与政治混乱。如今韩国正站在两国的十字路口。在财政健全性恶化之际,福利与养老金改革却因政治负担屡屡被推迟。韩国究竟是走向瑞典式的可持续改革,还是重演法国式的混乱,正处于岔路口。
■瑞典:以及早共识克服危机…“不削减福利也守住了财政”
90年代初,瑞典因银行不良资产与房地产泡沫破裂一度濒临国家破产。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12%,失业率超过10%。但瑞典政界超越党派组建“财政改革委员会”,正面应对危机。
核心是“及早改革”与“社会共识”。养老金制度转为与收入挂钩型,并设计为随老龄化自动调整给付额。福利支出实现效率化,但教育、保健、照护等必要福利得以保留。税制方面,在降低所得税率的同时扩大增值税(VAT)和环境税,使财政基础多元化。
1997年,瑞典在全球率先将财政准则(Fiscal Rule)法制化。明确要求中央政府以中期(3年)为基准维持相当于GDP 1%的财政盈余,违反时政府须向国会强制报告事由与恢复计划。其目的是防止政治以短期民粹滥用财政。结果瑞典在2000年代转为财政盈余国,公共负债比率从80%左右降至30%水平。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评价称,“瑞典是全球唯一在不削减福利的情况下使财政健全化的案例”。国民也将其记作守住福利的国家,而非削减福利的国家。
■法国:推迟改革终致“爆发”…民众走上街头
相反,法国为改革迟滞付出了沉重代价。上世纪80至90年代在福利竞争中扩大了养老金、公共部门工资与社会保障制度,但顾虑选举的政界推迟了改革。结果在老龄化与经济衰退叠加下,养老金财政迅速恶化。
截至2022年,法国公共负债占GDP的110%,财政赤字超过5%。政府迟来地推动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缩减公共部门养老金的改革方案。但社会共识过程完全缺失。马克龙总统未经议会表决,动用宪法第49条第3款强行通过法案。结果是全国性罢工与示威。巴黎市中心聚集超过100万市民,高呼政府背叛了国民。马克龙支持率骤降至20%区间,政治不信任达到顶点。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上月将法国国家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原因是财政赤字达GDP的5.8%,国家债务达113.9%。惠誉评价称,“看不到确保财政健全性的制度性体系”。
■韩国:处于瑞典与法国的“中间点”…财政准则缺位
韩国目前正站在瑞典与法国的十字路口。福利支出在增加,但作为制度性控制装置的财政准则讨论却在后退。
过去韩国曾将瑞典式财政模式作为中长期财政战略模式加以采纳。朴槿惠政府时期的2016年,时任韩国企划财政部第二次官宋彦锡(现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召开2016年国家财政战略会议,公布了财政战略模式。当时政府判断社会保险制度照此难以维持,决定制定涵盖社会保险与地方财政的财政运营新框架。尤其还制定了积极引入瑞典式模式的计划。因为瑞典引入了强有力的财政准则,并设定中央政府支出上限加以控制。此外,瑞典还将地方政府的平衡财政义务化,并在养老金制度上废除面向全体国民的基础养老金等,推行了福利改革。但随着朴槿惠政府被弹劾,文在寅、尹锡悦、李在明政府相继上台,此后再未出现有关瑞典式财政模式的讨论。
尤其在李在明政府下,积极财政投入基调延续,而韩国的财政改革讨论则处于停滞状态。原因在于福利支出快速增加,而税收基础依然薄弱。李在明政府表示要以财政为引水提高增长率,但若国家债务比率随之陡升,最终难免成为未来财政的负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未将财政准则法制化的仅有韩国和土耳其两国。也就是说,在财政恶化之际却没有可制度性加以控制的“安全装置”。财政准则是使国家债务比率或管理财政收支赤字比率不超过一定水平的规范。OECD 38国中已有36国实现法制化,105个国家在制度上运行,但韩国仍未引入。
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正以更快速度上升。原本预计2028年突破50%,但受李在明政府扩张财政基调影响,预计2026年就将超过50%。根据企划财政部提出的2026年度预算案,中期国家债务比率为:△2026年51.6% △2027年53.8% △2028年56.2% △2029年58%,呈上升态势。企划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将把2029年国家债务比率管理在50%后段水平”。但国家债务占GDP比率的底线与上限本身实际上已经消失。
■IMF忧虑“韩国老龄层支出将大幅增加”…呼吁财政改革
国际机构也在呼吁韩国政府建立制度性财政装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具体指出,需要通过养老金制度改革、财政收入筹措、支出效率提升等推进财政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度磋商团团长拉胡尔·阿南德上月24日表示,“在推进养老金改革、扩充税收、支出效率化的同时,需要引入可信的财政锚(fiscal anchor)”。财政锚指以法律规定国家债务比率或财政赤字上限的装置。阿南德团长指出,“韩国因快速老龄化,健康保险、养老金等与老龄层相关的支出中长期有大幅增加的可能”,“应继续推进确保养老金契约可持续性、平衡收支结构的改革”。
他接着补充说,“作为财政改革的一环,可以整理增值税减免等例外事项,并研究法人税支出(减免)等,以扩大整体税收基础”,“像支出结构调整那样提高公共支出效率,也将有助于确保财政余力”。
■“法国的混乱并非他人之事”…最后的机会
瑞典在危机中以共识政治成就了可持续的福利国家,而法国在改革迟滞后迎来了街头的混乱。韩国必须在两国经验之间作出选择。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通过社会共识进行先发改革的最后时机。即便扩张财政不可避免,也不应失去财政健全性管理的信号。
瑞典财政改革的主角、前财政部长安德森表示,“可持续的福利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信任的问题。必须让政府信任国民,国民信任政府”。财政健全性不是数字,而是与未来世代的约定。若政界将其当作短期讨好政策的工具,法国的混乱绝非他人之事。反之,若将及早改革设计为社会共识,人人各让一步,韩国就能像瑞典财政福利模式那样,既守住福利也守住财政。把危机转化为共识机会的瑞典选择,正为今天的韩国提供最现实的答案。
? 韩国站在财政改革的岔路口…“看世界便能看到路”[财政成瘾,张开的鳄鱼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