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不仅分包企业的工人,实习生也可以行使停工权。”
这是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上月11日在首尔民主劳总为呼吁制定安全对策而举行的记者座谈会上,民主劳总劳动安全保健室长崔明善所说的话。劳动界一直主张停工权是减少工亡事故最有效的方法,并要求扩大适用。
据劳动界4日消息,停工权虽写入法律条文,但在现场被评价为形同虚设。根据民主劳总当时在座谈会上公开的问卷资料,以2023年为准,100人以上事业场的劳动者中有83%回答“实际上无法行使停工权”。但其中80.5%回答“停工权对预防工伤有效”。
显示停工权如何形同虚设的判决不少。代表性的有2023年11月韩国大法院的判决。该判决审理的是2016年在一家发生有害气体泄漏的工厂工作的劳动者A让员工撤离是否正当。当时公司方面以A擅自让员工离岗为由作出处分。主张处分不当的A在一、二审中败诉,但韩国大法院在7年后支持了A的主张。
对“停工权盲区”的担忧在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为突出。韩国工会组织率仅约13%,且大部分工会集中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国会立法调查处去年6月发布的产业安全保健法修正案立法影响分析报告指出:“停工权在工会影响力较大的汽车、钢铁领域大企业可以较为顺利地行使,而在中小规模事业场或建筑工地,(停工权)已成为死文。”
有观点指出,韩国产业特有的总承包与分包结构,阻碍了身处工伤风险中的分包工人行使停工权。根据全国金属劳动组合去年发布的停工权实态调查,A造船企业2012至2022年工伤死亡者为20人,其中18人是分包工人。B造船企业2017年至2022年9月的65名工伤死亡者中也有47人隶属分包企业。有观点指出,分包工人比总承包企业工人从事更多危险作业,且事故风险因素未能消除。报告说明:“分包工人向总承包管理者报告事故风险,总承包管理者便转告分包企业”,“分包企业则以‘内部举报’为由对分包工人加以指责”。报告还诊断认为,沟通困难的外籍劳动者工亡事故增加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停工权未获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