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makeprice最终未能跨过重整门槛而被推入破产程序,债权人的权利救济也陷入困境。首尔重整法院作出Wemakeprice重整废止决定后,债权人以即时抗告应对,但法院要求的30亿韩元保证金成为绊脚石。7名受害者代表分摊后,每人需缴纳超过4亿韩元。这正是债权团怒斥“实际上不可能的条件”的原因。
据4日法律界消息,黑雨伞紧急对策委员会(Tmon-Wemakeprice受害者紧急对策委员会)于2日向首尔重整法院提交了对30亿韩元抗告保证金决定的免除请求申请书。
“抗告保证金”是为提起抗告而须向法院缴纳的一种担保金。《债务人重整法》考虑到抗告若被滥用为单纯拖延时间的手段,期间对方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能遭受损失,因此规定抗告时须缴纳保证金。这是为事先阻断滥用可能性的一种安全装置。
保证金原则上在程序终结后退还,但若抗告被驳回、对方遭受损失,该金额将从保证金中抵偿。事实上对债权人而言,须预先缴纳巨额款项的负担要大得多。
保证金数额由法院综合考虑案件规模、债权人数量、因延迟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等,酌情裁量决定。企业重整、破产案件因利害关系人范围广、损害巨大,有时会定下数十亿韩元级别的保证金。
尤其Wemakeprice因所谓“Tmon-Wemakeprice事件”牵涉超过10万名小额债权人。因此可以理解,法院考虑到程序延迟时担保权人等其他债权人权益受损风险较大,才定下30亿韩元的保证金。
然而因Wemakeprice破产而遭受巨大损失的债权人们,将此次事件定义为并非单纯的债权回收纠纷,而是“社会性灾难”。与Tmon成功进入重整程序不同,Wemakeprice搁浅,在除抗告外救济手段被堵死的情况下,巨额保证金实际上就是“封锁抗告权”,这是债权团的主张。
紧急对策委员会在立场文中诉称:“这与对受害者宣布‘连审判都不要接受’没有区别”,“加害者站在大型律所的盾牌之后,受害者却只能在法律的门槛前止步”。并愤怒表示:“1万8000亿韩元的受害者在Tmon只拿到区区57亿韩元,还要缴纳Wemakeprice抗告保证金,就这样结束了吗?”
随后还从宪法保障的平等权角度提出质疑。紧急对策委员会表示:“如果只有能缴纳保证金的人才能抗告,法律反而成为社会弱者面前最高的壁垒”,并呼吁政府和国会制定受害者保护机制。
与此同时,法院的立场是既要考虑受害者权利救济,也要考虑破产程序延迟所产生的损害。2016年韩国宪法法院也曾认定抗告保证金制度的合宪性。对于仅在针对重整计划不批准决定的再抗告中要求缴纳保证金的规定,宪法法院判示称:“针对重整计划批准决定的再抗告不影响重整执行,而不批准再抗告则会延迟程序,给利害关系人造成巨大损害”,属合理差别待遇,不违反平等原则。
最终围绕此事出现了“法院忠于法理,但在现实中却成为阻挡受害者权利救济的墙壁”这样的分歧评价。法律界部分人士指出:“在大规模社会性事件中,应更积极运用减额或免除担保金这类裁量判断”,“此次事件是暴露抗告保证金制度法理与现实之间落差的代表性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