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马萨诸塞州法官韩国大法院就一名警察主张限制政治活动的法律侵犯了其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一事判定:“警察可以拥有表达政治见解的宪法自由,但这并不赋予他担任公务员的资格。”在进入联邦最高法院任职十年之前,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所表达的这一简洁观点,此后被对公务员与公民双方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更广泛解释所取代。
一些自由派人士正在哀悼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短暂的“殉难”。坎摩尔是只挂着喜剧演员名头、却不断传递政治讯息的当代深夜脱口秀主持人的典型。另一些左派或许正在意识到,当政府通过官僚压力和监管手段行使权力时,会造成不安。这恰恰印证了保守派长期以来的警告:政府行使着过度的影响力,掌握着过多的控制手段。
自由派本应在拜登政府以阻断新冠疫情相关虚假信息为名,借白宫和联邦机构的监管威胁向社交媒体施压、要求进行内容审查时,就更强烈地感受到问题。拜登政府希望审查的部分内容其实是事实,或者可能是事实。
当时行政当局的施压虽被公开,但其本意是不让外界知晓。或许前任政府多少还有一点良心上的顾忌。若要说的话,当时拜登政府正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之中,面对尚未摸清底细的病毒即兴行事。也就是说,多少还有可酌情从轻的余地。
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则公然表露出强推审查的意愿。这种努力与按总统及其忠实支持者的口味重塑美国文化规范这一更大目标密切相关。所幸特朗普总统任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布伦丹·卡尔说话直来直去,其效用已得到验证。
赋予FCC权力、可要求广播机构服务公共利益的法律基于两个假定,而卡尔有效地表明这两个假定都不可靠。第一,像“公共利益”这样留有广泛解释空间的模糊表述不会被用于政治利益。第二,参议院会以拒绝批准来抵制那些可能为迎合行政当局偏好而扭曲法律用语的忠诚派高官提名。若国会恢复活力,议员们可以通过立法消除这些脆弱之处。
特朗普政府常常行事生硬粗糙,尤其在挑战左右政治行为的传统规范或不成文规则时更是如此。尽管风格咄咄逼人,政治人物试图控制电视、广播和互联网等沟通工具,却绝非新鲜事。
现任政府可能试图复活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废除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要求广播机构在有争议问题上同时呈现反对意见的规则,其废除被视为里根前总统最大的政绩之一。特朗普政府复活公平原则,等同于背弃真正的保守主义原则。
1927年,联邦政府以广播频谱空间有限为由,开始对播出内容进行监管。次年,政府决定允许由社会党拥有的纽约市广播电台续展播出许可,尽管其播出内容不符合公共利益,并附上“应正当尊重他人意见”的严厉警告。但何种程度才算合理?由谁来设定某一议题是否足够具有争议性的标准?由谁来决定一个议题有多少个方面?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让受监管的私营企业明白,与政府合作对自己有利。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则深谙将行政程序用作惩罚手段之道。1964年,为应对与亚利桑那州强硬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潜在对决,民主党组织了针对右倾媒体的运动。他们雇人监控保守派广播和电视节目,并训练这些人通过要求同等播出时间来触发公平原则。这一策略给广播机构带来了法律费用,并为挑战者争得1678小时的播出时间。约翰·F·肯尼迪政府的一名前官员坦言,该策略的目标是将公平原则武器化,向保守派媒体施压并加以阻挠,使其因自我辩护所需的过重财务负担而无法继续播出。
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曾宣称,国家属于人民。但国家如何治理,正取决于这些人民,尤其是当人民选择放手不管时更是如此。此前7月,现任共和党总统在忆及亨利·亚当斯那句“从乔治·华盛顿到尤利西斯·格兰特的总统谱系有违进化论逻辑”的妙语时,要求华盛顿指挥官队和克利夫兰守护者队立即改回旧名红皮队和印第安人队。之后发生了什么?只有沉默。没有任何后续举措。来自最高层的喧哗,若他人不把它当回事,也只是噪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