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岁的上班族崔某最近常常夜不能寐。因为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妻子近期被列入自愿退职对象,正在考虑是否离职。若妻子退职,每月高达200万韩元的孩子英语幼儿园学费也将难以支撑。他说:“常常觉得生活被一堵墙挡住,很憋闷。”
作为我们社会和国家经济中坚的40多岁群体正在动摇。在家庭中他们是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的主体,在职场和组织中是核心人力,但主要经济、社会统计所显示的指标一目了然地反映出他们承受的压力。有观点指出,面向引领未来的青年和百岁时代老年层的政策固然重要,但也需要能够支撑经济中轴——40多岁群体的政府对策。
当前就业及家庭财务状况并不乐观。本应最活跃从事经济活动的年龄是40多岁,却正面临岗位减少的直接冲击。据国家数据处数据,以今年一季度为准,40多岁岗位比去年同期减少10万个,为2018年开始编制该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与30多岁(6.4万个)、50多岁(2.1万个)、60岁以上(19.7万个)岗位增加形成对比。尤其在就业带动效应大的建筑业和制造业,降幅更为明显。
岗位减少必然导致收入下降,而购房、抚养子女的支出却在增加,债务因此不断膨胀。据韩国银行数据,以今年二季度为准,40多岁人均家庭贷款平均余额为1.21亿韩元,创历史最高。这一数字远超30多岁的8450万韩元和50多岁的9920万韩元。与两年前相比的增幅达7.3%,也高于30多岁(6.6%)和50多岁(0.4%)。
尤其是被视为工作不稳定的个体经营者状况严峻。去年三季度,户主年龄为40多岁的家庭经营所得为107.4万韩元,比一年前减少16.2万韩元(13.1%)。相当多40多岁个体经营者从事批发零售业,受到内需低迷影响。
自愿退职的主要目标也在下移至40多岁。此前企业主要针对50岁以上实施自愿退职,如今连40多岁也开始接受申请。新韩卡近期实施的自愿退职年龄对象扩大至1979年出生者。即便在被视为较好去处的大企业,40岁以上自愿退职公告也不难见到。
这种经济压力很可能自然演变为身心不安与家庭不和。实际上,去年40多岁人群死亡原因首位是自杀(26%)。自杀超过癌症升至首位,这是首次。
40多岁离婚件数高于其他年龄段也印证了这一点。以去年为准,40~44岁男性每1000人中离婚件数为7.1件,45~49岁为7.2件,远超30~34岁(3.3件)和50~54岁(6.6件)。女性中40~44岁为8.0件,在所有年龄段中最高。
健康方面的红灯也在扩大。据疾病管理厅发布的《2024年国民健康营养调查主要结果》,40多岁男性肥胖患病率为61.7%,不仅比上一年增加11.5个百分点,还是1998年开展该调查以来首次突破60%。同期30多岁(49.1%)、50多岁(48.1%)男性肥胖率分别下降1.3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形成对比。
问题在于,40多岁群体在各类经济、社会领域日益艰难,却被排除在政府支持对象之外。从历届政府至今,在金融、住房、就业等领域只涌现以青年为主的对策,40多岁被边缘化的趋势持续存在。
首先,政府推出面向青年购房和资产形成的专用贷款及储蓄产品,但40多岁被排除在对象之外。住房方面,39岁以下可通过青年特别供应争取公共住房优先分配,但一进入40多岁,这类机会即被切断。此外,认购积分制对新婚夫妇等更为有利,40多岁受到逆向歧视的批评不断。
针对正值工作黄金期的40多岁群体的定制化就业对策也缺失。相反,面向65岁以上的老年岗位自2023年10月相关法律制定以来预算大幅增加,逐年创造得更多。40多岁就业对策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曾被研究,但因新冠疫情全国扩散而搁置。庆熙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严相民表示:“需要调整目前集中于青年和老人的政策,通过精准对策和社会关照让40多岁群体重新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