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在纽约向所谓“华尔街大户”投资者宣传被低估的韩国股市的吸引力,并承诺将通过外汇交易等领域市场友好型的放松监管来改善投资环境。几乎同一时期,美国总统则施压要求韩国为美国制造业复兴以现金投资3500亿美元。
经历过IMF危机的韩国存在外汇流出的创伤。其结果是,为了维护外汇市场稳定,韩国在用于股票投资的外汇交易上也限制了自由度。放松外汇交易监管虽是通过纳入MSCI发达国家指数带来巨额外资流入的题材,但对我们而言却是敏感到难以开闸的议题。对于怀有这种创伤的我们来说,在美元筹措与回收方面无法保障汇率稳定性的特朗普3500亿美元预付投资提议,同时需要诸多所罗门式的智慧。
在筹措方式方面,需要就无限额货币互换、以美国国债为担保筹资,或两种手段的组合等展开细化讨论;在投资及回收方式方面,也需就持股投资比例及回收条件等进行细化讨论,以得出合理方案。过程或有阵痛,但若此次能找到治愈韩国外汇创伤的解法,则可能成为从根本上消除韩国对外低估因素的重大反转契机。
市场将新政府成立以来的股价上涨视为消除对内外“韩国折价”的正常化过程。对外折价因素似有较大可能在一两个月内,通过对关税谈判过程中浮现的各项议题进行综合解决而得以化解。本文希望思考的是,为实现韩国股市PBR的水平提升,应从长期视角经由何种过程来消除对内折价因素。
新政府成立以来,对消除长期压制韩国股市的低估因素的期待正在扩散。特别是Commercial Act修订等治理结构改善立法,被寄望成为股市摆脱低估的催化剂。韩国股市一直陷于PBR在1倍左右徘徊的估值陷阱,仅为发达国家PBR平均水平的50%左右。此前对此已有诸多诊断,资本积累相比之下企业收益性偏低、利润波动性高、地缘政治风险等被视为主要原因。
但新政府认为,核心原因在于不透明的治理结构提高了投资风险溢价,推升了COE(Cost of Equity,自有资本成本),从而固化了低PBR。那么,所谓商法修正案等改革立法为何能使PBR水平回归正常,以及为进一步提升PBR还需经历怎样的过程?通过戈登模型[PBR =(ROE-g)/(COE-g),g为长期利润增长率]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结构性问题及其解法。
戈登模型表明,PBR与自有资本收益率(ROE,Return of Equity)成正比,与自有资本成本(COE,Cost of Equity)成反比,并受长期利润增长率(g)影响。韩国股市的ROE与COE维持在相似水平,因此PBR停留在1倍附近。要实现1倍以上的PBR,必须提高ROE、降低COE或拉升g。不过当PBR处于1倍附近时,g的上升无法带动PBR水平提升。在这一区间,即便ROE维持一定水平,通过降低COE将PBR推升至1倍以上才是有效战略。这就是第一阶段PBR水平提升战略。
在通过降低COE拉开ROE与COE差距以推升PBR的第一阶段,需要治理结构改善、透明信息披露、强化受托人责任等执行装置。这些努力将缩小风险溢价。在上述制度基础之上,还应前瞻性地引入退休年金等国内长期资金,为国内资金在估值全面上升之前抢先获取果实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PBR上升战略,是使ROE确实高于COE并提升增长率g的战略。在ROE与COE相近的情况下,g的变化不会影响PBR变化,但在ROE高于COE的情况下,g的上升将极大地推动PBR上升。回到戈登模型,低COE与高g的结合会加速缩小分母,使PBR实现实质性的水平提升。
第二阶段PBR上升期所需的战略是,通过注销库存股与合理的分红政策提高资本效率,并集中培育半导体、生物、环保出行等高增长产业。必须通过基于AI的生产率革新和AX的全方位扩散来拉升长期利润增长率(g)。由政府、公共金融机构、民间共同出资的国民成长基金将发挥打造长期增长基础的核心作用。国民成长基金应扩大适用政府提供次级出资及损失保障、并在民间金融机构以LP身份参与时降低投资风险系数的方式。若形成这种结构,国民成长基金便可向AI和尖端产业提供长期风险资本,在拉升g的同时推动PBR实现第二轮上升。
COE下降成为PBR上升的起点,而在COE降低的环境中,PBR会对g的上升更为敏感。若通过制度改善缩小风险溢价,与基于AI扩散的ROE和g同步上升相结合,韩国股市很可能全面进入PBR水平提升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反映制度改善期待的上涨,那么第二阶段中,通过国民成长基金等实现的AI与成长产业的实质成果,将成为决定PBR跃升的核心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