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3 | 황정원 기자

[黎明]投资者、金融消费者与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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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直接出面促使金融机构对投资产品进行赔偿,留下先例是在大宇债券赎回之时。1999年7月大宇集团解体,股价暴跌,纳入大宇债券的基金出现资金撤出的“基金挤兑”。投资信托公司最终宣布中止赎回,在政府决定按赎回时点保障本金后,事态才勉强平息。虽说这是为防止市场动荡的举措,但也成为政府对投资者损失一概负责的起点。2011年釜山储蓄银行次级债不完全销售时,韩国金融监督院纠纷调解委员会决定按投资者分别赔偿20%~55%的损失。尽管受害者亲笔签名,且被认定应当知道利率高自然风险也高,仍作出了部分赔偿的决定。

以发生数千亿韩元投资损失的2019年海外利率挂钩衍生结合基金(DLF)事件为契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实施(2021年)后,“金融消费者”一词比“金融投资者”更为人熟悉。DLF产品以德国国债等为基础资产设计,海外利率在一定水平以上时支付固定利息,利率下跌则发生本金损失。当时部分销售机构断言“德国国债利率跌破-0.2%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但因低利率,甚至出现本金全部亏光的案例。对于这类高风险产品,如果以“绝对不会有本金损失”或“是安全产品”的方式劝诱投资,销售机构承担责任是合理的。受害金额高达1.9万亿韩元的Lime、Optimus事件同样是金融欺诈。

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镇上任以来,在与银行、保险、证券等各业界首席执行官(CEO)会面的每个场合都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是核心课题。金融监督院甚至制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治理示范惯例”,金融机构纷纷着手整顿组织,包括选任负责消费者保护的高管(CCO)以运营内部控制委员会。从金融产品设计到销售、事后管理的全过程都优先考虑消费者权益,这一宗旨百分之百值得赞同。然而,在设计核心绩效指标(KPI)时要求优先反映消费者保护相关指标而非短期营业业绩,这与激励直接相关,现场因此出现担忧。因为在决定和评价营业与销售组织的KPI时,甚至可以行使排他性的否决权。

最令人担忧的是,“投资损失是因为不完全销售,应当一律赔偿”这种学习效应已经固化。自行承担责任进行投资并回收资金的投资者与消费者本应严格区分,但不知从何时起,把所有投资者都视为消费者的倾向愈发强烈。香港H指数挂钩股价联动证券(ELS)事件发生后,金融当局以部分不完全销售为由施压金融机构,令其赔偿所有投资者的损失。此后,每当Homeplus资产证券化电子短期债券(ABSTB)、韩国投资比利时核心写字楼2号基金等出现集体损失,投资者便主张不完全销售,跑到金融监督院或销售机构门前,这种场面变得屡见不鲜。其中一些人甚至是听“关系好的支行行长让我去看看”就贸然出现的。

至今仍有许多投资者把投资产品与保本产品混为一谈。不知是否因为“金融消费者”这一带有弱者先入之见的用语,使投资者自身放松了责任感。金融消费者保护处网页使用的是Consumer而非Investor,全球投资者会怎么看呢?而当局对于在全球已普遍化的比特币等,却以不认定为金融产品为由,将其持有者定义为既非投资者也非消费者的“使用者”(虚拟资产使用者保护法),不是吗?

仅把营业行为监管职能从金融监督院剥离出来、新设名为金融消费者保护院的专门机构,并不意味着金融消费者保护就得到加强。希望借此机会理清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使用者的用语,同时转变投资者的认识。若因蒙受损失的投资者众多便一概归结为不完全销售、要求无条件赔偿,这对股东而言也是一种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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