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变化,更是动摇人类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如今,人工智能(AI)正在打开另一场转型的大门。转型期中危机与机遇交织,各国为守住国家主权而展开激烈的技术竞争。尤其是以本国数据、半导体和云基础设施为基础,构建所谓主权AI的尝试正在扩散。我国政府近期也发布了政府主导的AI战略。这可以说是迈向确保技术主权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起点。
主权AI原本是将主权与AI结合的概念,但在民主制度中,主权本质上来自国民。然而近来的讨论强调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国民层面却相对模糊。若缺乏对信息与数据的民主控制和治理,那只是不完整的主权。由于没有国民的主权,最终还潜藏着沦为借民主之名的技术国家主义的风险。真正的主权AI,只有建立在国民的民主控制和实质性治理参与之上才能完成。
因此,政府的角色应扩展到防御可能威胁转型期民主的负面外部效应。AI可能通过个人信息泄露、算法偏见和可信度问题威胁公民基本权利。实际上,海外已有生成式AI学习并扩散仇恨、歧视言论,或擅自利用敏感数据的案例被报告。此外,AI一旦被武器化,可能导致网络攻击、信息战和个人信息侵害,因此政府也必须强化防御体系与保护标准。
劳动市场的冲击也在显现。自动化与岗位替代不仅扩散至服务业,还延伸到部分办公职位和知识劳动,由此加剧的不平等和劳动不安,要求扩充社会安全网、对转型期劳动者再培训等积极应对。加之全球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垄断会削弱个人的控制力,最终可能侵蚀国民主权。政府应制定公共数据开放与利用、保护标准,保障数据主权和国民权益。虚假信息与深度伪造的扩散同样会扭曲选举和公共舆论场,动摇民主根基,因此国际合作与共同规范的确立不可或缺。
同时,要把AI转化为机遇,必须果断整顿不必要的监管,营造亲创新环境。为了不重复互联网或金融科技产业中过度监管阻碍创新的经验,需要通过前瞻性放宽监管和监管沙盒来保障创造性尝试。重要的不是抑制什么,而是明确阻断哪些风险、开放哪些机会。美国重视企业自律与市场竞争,依赖较为宽松的指南;而欧盟(EU)则通过AI法等强有力的法律监管,将透明度与人权保护制度化。韩国应探索在确保技术主权的同时,一并保障国民主权与民主控制的平衡路径。
归根结底,政府与其抱着“在前面牵引”AI引发的工业革命的想法,更应着力于构建和培育转型期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支撑市场创新,并将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成本降至最低。今后的成败取决于及时的选择与坚定的执行意志。短期课题是基础设施投资与人才培养,中期是扩充社会安全网与支持劳动市场转型,长期是国际合作与全球规范的形成。重要的是,这些努力必须转化为国民可感知的成果。
政府不应是AI转型的主导者,而应是市场与国民的伙伴和安全网。而在这一切过程中不可忘记的原则,不只是技术主权,还有国民主权与民主治理。正如工业革命期的转型并未止于单纯的技术变化,而是改变了社会结构与公民生活,主权AI也只有在保障国民权利与民主控制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唯有如此,韩国的AI战略才不只是技术霸权竞争的手段,而能成为深化民主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