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法院判决书全面公开的声音早已存在。然而至今仍未实现,令人憋闷,因此不惜添上一名普通律师的声音。
判决理由中有些部分难以令人信服,于是去查找判决书作为依据所引用的判例,却时常遇到在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库中找不到的情况。每逢此时,便联想到《玫瑰之名》,不禁叹息自己究竟生活在哪个时代。
因过度匿名化而读起来像在读密码文、极为不便的批评也早已存在。特别是在专利或商标领域,这已超出单纯的不便,甚至使其完全失去作为判例的价值。专利与商标制度本身就以公开为前提,判例中又何必匿名化。以这种方式公开的判例,其价值与ESG宣传中鼓励删除的邮件无异。
二审判决常常写成“在一审判决第几页第几行插入以下内容”“将第几行至第几行替换为以下内容”这样的形式。一审判决未公开时的问题自不必说,即便已公开,也无法得知判决正本上的页码与行数信息,只能依赖上下文揣测二审判决的逻辑。若说这是为减轻撰写判决书的负担,那失去的实在太多。
我国采取从法律条文出发、演绎推导出结论的大陆法体系。因此有人说,与美国等采用普通法体系的国家相比,判例的重要性较低。这种说法只在非常表面的层次上成立。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法律都是众多人为合理解决纷争、揭示正当秩序的智慧不断积累与凝聚的结果。除非要把法律条文像宗教经典一样固定下来、让祭司垄断解释与适用,否则判决理应以全面公开为原则。
李在明总统的竞选承诺中包含“扩大下级审判决书公开范围”。虽比毫无提及要好,但不是“全面公开原则”而是“扩大公开范围”,究竟有什么可如此谨慎的。我们因长期推迟判决书全面公开,错失了提升司法信任与推动法理发展的机会。期待全面公开原则能尽快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