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18 | 최형욱 논설위원

[周四清晨] 韩国版"卢德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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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中产阶级爆发式增长。当时出身农村或城市低收入阶层的青年,仅高中毕业也能进入不错的公司,拥有自己的房子,过上平静的生活。如今美国出身贫寒的青年即便拿着大学毕业证,也饱受就业难和生活困顿之苦。韩国的现实也类似。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两国共同的社会变化之一是制造业岗位减少。

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自传体小说《乡下人的悲歌》中,真实描写了居住在衰败工业地区俄亥俄州米德尔敦的白人低收入阶层的悲惨生活。万斯的外祖父进入钢铁公司工作从而跻身中产阶级,退休后也靠企业年金维持稳定的晚年生活。但当地制造业衰退后,村里先是失去工作岗位,继而连希望也消失了。万斯的母亲也是一名离婚的吸毒者。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源自美国人痛彻的教训:单靠金融等服务业和尖端技术本身无法替代“工厂”。在新冠疫情期间,韩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出口国受到的经济冲击也远小于消费主导型国家。在安全层面制造业的重要性也在增大,美国、欧洲等主要国家正为争夺生产基地倾尽国力。

正如万斯所强调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是培育中产阶级的核心路径。制造业消失,地区共同体也会崩塌。这并非遥远国家的事。巨济、浦项、丽水、木浦等韩国南海岸地区正被推向与美国“铁锈带”类似的处境。全国主要产业园区中,造船、钢铁、石油化学等相关企业停业、倒闭接连出现,青年层流向首都圈,老龄化迅速推进。

李在明政府提出以“制造业四强”为目标,要大力清除“蛛网式监管”。但实际上政策清一色都在削弱作为韩国经济源头竞争力的制造业活力。共同民主党以速度战强行推进了允许就事业结构调整等举行罢工的黄色信封法、阻碍迅速投资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等。而对经济界哀求至少将研发(R&D)人员排除在每周52小时工时制之外,则充耳不闻。相反,对石化等刻不容缓的产业结构改革,实际上仅委托于民间自律。原因是没有信心承受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者、地方社会等利益相关方的反弹。今后若因中国的供给过剩等导致制造业危机加深,预计将出现更剧烈的社会冲击,而现在只是在传递定时炸弹。

过去韩国企业挤出有限资源,果断挑战汽车、半导体等大型新事业。就这样通夜工作、执着于技术开发,结果在短期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今这些都成了罢工、诉讼或法律处罚的对象。企业出于生存考虑,通过引入机器人、工厂自动化等加快实现“无人工厂”。连这也难以实现时,就以特朗普关税为借口,把国内工厂和岗位转移到海外。可谓正在发生韩国版的卢德(破坏机器)运动。

在此情形下,李在明政府作为“真正增长”核心提出的,是投资人工智能(AI)、机器人等尖端战略产业的国民成长基金。就按政府政策目标动员民间资本这一点而言,与绿色增长基金、新政基金等过去失败的官制基金并无不同。若把营造企业能够发挥创新与创造力的生态系统置于次位,只靠投钱就能让尖端产业成长,哪个国家做不到呢?即便如此,仍在散播“若国民共享国民成长基金的投资成果,就能少收税也筹措福利财源”之类的玫瑰色幻想。

重大创新大多出自制造现场。制造企业因采购方、消费者、人才、设备等网络集中于一处,可最大化协同效应。韩国在AI领域成长潜力大,也是因为具备世界顶级的制造能力和技术实力。若像现在这样只为安抚企业而口头空谈“监管革新”,政府的“AI三强”口号也将成为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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