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多年来与美国、欧洲、亚洲等多国研究机构开展共同研究,切实感受到必须付出超越研究本身的额外努力。因为除了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等本职任务之外,还需要同时考虑研究保密、知识产权、各国监管乃至国际局势,这种必要性正日益增大。
近来,人工智能(AI)、生物、半导体、气候技术等主要领域正迅速转变为没有国际合作就难以取得成果的结构。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成为产业竞争力与国家战略的核心,科技合作已超越学术交流,成为国家间建立信任与战略结盟的重要支柱。然而在扩大共同研究机会时,常因语言障碍和研究文化差异而遇到困难。在派遣人员的日程协调、共同研究经费执行方式、研究设备进出口等实务层面,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协调,甚至计划被修改的情况也不少。
此前政府层面为促进科技国际合作进行了多种努力,这是事实。只是在一线,国际合作项目比一般研究需要协调的事项更多、更为繁琐,因此常常会想,如果能建立更灵活的支持体系与特别规定,自主性强、节奏快的合作将更为顺畅。为此,需要有反映科技国际合作特性的单独法律体系。要实现成功的科技国际合作,让一线研究人员的经验与判断有机地衔接到政策中的机制十分重要。因为使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条件与需求都来自一线。
近几年科技国际合作急剧增加,改善行政支持体系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大。希望为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的研究人员,相关部门、专门机构与研究机构各自强化国际合作支持职能,并积极推进彼此间的有机协作。同时期待利用设在主要国家的科技合作据点,积极开展对研究人员的贴身支持和相关意见交流。
在日益激烈的技术霸权竞争与技术阵营化之下,研究一线已不再是与外界隔绝的中立空间,而成为与全球供应链、研究安全等紧密相连的领域。为使研究人员能够稳定地专注于具竞争力的研究,政府必须积极开展科技外交,综合考虑国际局势与国内外投资动向,降低风险并提出战略方向。在这一过程中,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的作用极为重要。因为作为统管国家科技政策的部门,它拥有贯穿研发(R&D)全周期的理解以及国内外一线网络。希望其以对技术趋势的快速认知和政策衔接能力为基础,与相关部门协作,更专业、更系统地推进科技外交。
受到全球关注的前沿科技,是在跨越国境的合作与连接中成长起来的。近来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不同国籍、不同所属机构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取得重大成果,这正说明了这一点。若要与世界一同拓展人类的科学视野,国际合作政策与制度将成为支撑这一挑战的核心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