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不移送决定之后,检察官没有迅速要求重新侦查并阻止嫌疑人出境,加害者们或许早已逃往海外或进行报复。如果检察机关的作用被削弱,受害者只会更加孤立。”
世宗市集体性暴力事件受害者郑妍秀(化名)12日在首尔瑞草区首尔地方律师会馆举行的、由韩国被害者学会与全国犯罪被害者支援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犯罪受害者期待的检察改革研讨会”上如此呼吁。当天的研讨会上,犯罪受害者支援团体就以废除检察厅及补充侦查权等为核心的检察改革接连表达不满。
郑女士讲述了主犯在保护观察期间逃往海外、甚至被通缉的前科,以及其后持续出现的威胁与劝诱情况。嫌疑人们的前科多达数十件,但这一事实直到检察侦查阶段才被揭露。郑女士说:“警方连基本的查询都没有做,在公诉时效临近时作出了不移送决定”,“因为出狱的加害者,受害者们毫无防备地暴露在二次伤害中。”
郑女士还表示:“我用图画说明了事件现场的结构,但警方只是反复问‘这是谁的家’”,“就像强迫绑架受害者硬要回忆绑架地点一样。”她接着强调:“警方把举证责任推给受害者,而检察机关通过比对类似公寓结构和嫌疑人住所,锁定了事件地点”,“如果侦查要由受害者亲自来做,我想问侦查机关为何存在。”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援团体ReSET政策法律研究组的活动家柳英表示:“数字性犯罪取证的黄金时间极短,非法拍摄物或深度伪造视频一旦传播就会瞬间被复制,追踪和删除事实上不可能”,“尽管如此,我们依法每周取证数百件非法性剥削物,坚持举报9个月,却一次也没有收到侦查进展通报。警方还以工作负担为由把受害者打发回去或作出不移送处理。”她还补充说:“数字性犯罪案件必须迅速搜查扣押和羁押侦查,初期阶段检警合作最为重要,但现实中并未妥善实现”,“补充侦查权是受害者最后的希望。”
作为性犯罪受害者、以匿名持续开展性犯罪受害声援活动的“声援者D(活动名)”也表示:“‘检警侦查权’调整之后,侦查变得粗疏,检警都在回避责任”,“在此过程中,受害者因不是‘当事人’而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边缘化,最终连侦查和公审阶段的举证责任都要承担。”慧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安智熙也指出:“侦查迟延会加重受害者的精神痛苦,阻碍其恢复日常”,“废除检察官的补充侦查权明显是恶改,也不是为国民的改革。”她接着强调:“要防止侦查迟延,应改善警察的待遇和侦查环境,并重新引入全案移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