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一个国家毒品危险程度的标准之一是“毒品犯罪系数”。若每10万人口中毒品犯罪者在20人以下、占人口比例不足0.2%,便可被归为所谓的“无毒国”。以韩国5000万人口为基准,毒品犯罪者须不超过1万人才符合这一标准,但自2015年起就已超过该门槛,2023年更突破2万人。急速扩散的毒品问题已不再是某个特定国家的问题。美国同样因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在社会各层面蔓延而陷入严重危机,全球几乎找不到例外。各国正随着毒品扩散程度提高查缉与处罚力度予以应对,但这种方式究竟是否有效?
记者约翰·哈里在《毒品战争》中给出了断然的回答。正如过去100年的历史所显示的,与毒品的“战争”始终以失败告终。他目睹家人、恋人因依赖药物而人生被毁,于是开始追踪成瘾的根本原因以及它为何无法被根除。他回溯到禁毒法首次施行的20世纪初,重新梳理这场战争的起源,并以记者的视角剖析至今在全球各地进行的“毒品战争”的现状与效果。
开启这场毒品战争的人物是美国联邦禁毒局首任局长哈里·安斯林格。安斯林格用把大麻与黑人挂钩的宣传组织起大众的偏见,查缉随之演变为无差别逮捕。爵士歌手比莉·哈乐黛还因唱了控诉种族歧视的歌曲,而持续遭到针对性侦查。相反,白人明星即便同样成瘾也受到宽容。以安斯林格为首,为在20世纪20年代扫除毒品,公权力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但效果并不理想。
作者尤其以真实案例表明,查缉并未减少暴力,反而助长了暴力。纽约警官迈克尔·莱文在短期内抓获80名毒品交易者,但他们留下的空位立刻被其他毒贩填补。围绕核心人物空缺的组织间争斗引发凶杀与报复,使整个社区陷入危险。查缉不但没有减少犯罪,反而催生了更残酷的犯罪。在这种结构中,损害最终转嫁给最弱势的个人与社区。年轻人因一次被捕记录而终身被排除在就业和教育之外,家人也一同背负污名与不利。作者指出,“比成瘾更可怕的,是社会将成瘾者隔离和切断的态度”。
作者也对把成瘾单纯解释为“药物的化学力量”的通行观念提出质疑。在医院使用强效止痛药后大多数患者并未成瘾的案例表明,成瘾与人的环境和关系的关联远比与物质本身更深。丧失、孤立、社会断绝等条件构成了成瘾的土壤。因此,问题不应是“为什么会陷入毒品”,而应是“为什么某些人会被置于容易成瘾的处境之中”。
为获得解决毒品问题的线索,作者指出有必要关注瑞士和葡萄牙的实验。瑞士让成瘾者在卫生、安全的环境中接受药物注射,并支持其保住工作与家庭。葡萄牙将吸毒非犯罪化,让警察扮演咨询者而非逮捕者的角色。以治愈与再融入取代以处罚为中心的政策,结果社会展现出抑制毒品问题的新可能。即便无法彻底根除毒品,但能为成瘾者提供另一种选择,这一事实本身就带来希望。
作者约翰·哈里是记者兼畅销书作家。他在剑桥大学主修社会科学与政治学,为《纽约时报》《卫报》等主流媒体撰稿。《被偷走的注意力》仅在韩国就销售超过30万册,《毒品战争》是他的第一本书,2015年出版后即为改变美国毒品政策的讨论作出贡献,并被拍成电影。
作者说,成瘾的反义词不是“戒毒”,而是与人建立关系。他强调,“我们花了100年时间,为打倒成瘾者而发动战争并高唱军歌。但真正该做的,是为他们唱一首‘爱之歌’。”不是查缉、逮捕和处罚,而是通过介入与治愈帮助他们重建人生,这才是在这场艰难战斗中取胜的唯一途径。2.2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