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7日决定以在10月新设气候能源环境部的方式分离产业政策与能源政策,由此引发的担忧声正在扩大——韩国可能在由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对抗战”中被挤出。政府组织上产业与能源分离,距1993年3月合并商工部与动力资源部、设立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前身商工资源部约32年。作为监管机构的韩国环境部主管能源政策,则是韩国政府成立以来首次。
有声音指出,人工智能(AI)、半导体、电池等国家战略产业以及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可能立即遭受直接冲击。韩国的主力产业制造业均与能源密切相关,而随着此次组织改编,亲产业的能源政策被环境议题挤压、退居次位的可能性增大。
龙仁半导体产业园区也有立即受阻的风险。预计龙仁半导体集群工厂(Fab)投产需要年均高达16GW(吉瓦)的电力,而有人指出其电力供应方式与碳中和基调相冲突。国会立法调查处立法调查官柳在国上月末在报告中表示:“16GW相当于以去年为准韩国全部最大负荷的约16.5%,若全部以化石燃料能源供应,将与碳中和政策背道而驰。”
实际上,据Seoul Economic Daily近期对可再生能源、核电、化石燃料等能源产学界35名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没有一人回答将产业部能源政策室移交韩国环境部是可取的。就连可再生能源专家也认为,由韩国环境部统管能源职能副作用更大。一位国策研究院的受访者担忧道:“如果一直只做环境政策的部门来掌控能源政策全局,国内产业可能出现副作用。”
而且美国、中国等主要国家早已竞相推行能够快速培育制造业及战略产业的产业定制型能源政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月末在就职演讲中表示:“今天我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美国拥有比地球上任何国家都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将使用它,美国将再次成为制造业强国。”此后美国正推进加快国内矿山项目许可审批、宣布核电复兴等旨在保障能源安全和振兴制造业的进攻性能源政策。
这也与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组织改编的方向相背离。实际上,德国2021年12月将应对气候危机的职能与经济能源部合并,成立经济与气候保护部,但仅4年后的今年5月又予以恢复原状。对此,立法调查处立法调查官李承万解释称:“德国的情况是,环保运动家出身的绿党党首担任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长官三年以上,政策重心偏向环境”,“此后有评价认为德国经济增长放缓。”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今年2月还表示:“新设经济与气候保护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构想”,并批评当时的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长官罗伯特·哈贝克“本来就没有能力主管经济部门”。
另一方面,将核电政策一分为二——核电建设与运营由气候能源环境部负责、核电出口由产业部负责——同样很可能带来副作用。要在全球核电订单竞争中占据优势,国内核电产业基础必须稳固,而国内核电产业很可能在环境监管压力下萎缩。实际上,在推进脱核电政策的文在寅政府时期,“Team Korea”一件海外核电订单也没有拿到。核电产业企业人力从2016年的约2.23万人减少至2020年的1.9万人左右,降幅超过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