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来主导科学技术领域政府出资研究机构的以竞争为核心的预算支持方式——PBS(Project Based System)制度将被废除。1996年引入的PBS制度,削减了原本稳定拨付给出资研究机构的出资金,要求其通过竞争承接外部课题来筹措所需费用。其最初宗旨是在科研经费支持中引入竞争要素,以激活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提升成果并改善运营的低效率。然而制度实施的结果却产生了严重副作用。有批评指出,为承接课题,研究人员被迫沦为专注于量化成果产出的赚钱工具;过度竞争加剧了研究活动的不稳定性,使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研究难以开展。
在出资研究机构持续要求改革之下,政府最终决定废除PBS制度,出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对研究环境改善及新运营体系表达了期待与希望。但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仅仅扩大人力费和科研经费支持,对改善研究环境作用有限,因而提出需要改善与PBS制度联动运作的多项管理制度(内部研究体系、组织管理、评价与激励)。更何况,长期以来出资研究机构承担多个政府部门的研发项目,要高效协调这些项目,已超出单纯的经费调整层面,还涉及职能角色调整,是一项棘手课题。
政府提出以任务导向型研究体系作为PBS制度之后出资研究机构的新运营制度。部分人士将其视为废除PBS制度的替代方案,但新的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的引入,应被认识为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为提升并发展出资研究机构的国家角色所需的系统性转型。废除长期污染研究生态的PBS制度,是清除此前扭曲出资研究机构研究生态的各项制度与要素的重要机会。无论将引入何种运营体系,都应借此机会,对使研究生态染病的直接和间接制度与要素,全面且优先地采取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发展新的运营体系。
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是在受政府管辖的公共领域内,对开展难以管理的创造性研发(R&D)活动的组织进行运营管理的体系。加之创新性成果产出过程复杂而艰深,本身就属于运营管理难度较高的领域。PBS制度在这一复杂系统中未能实现稳定预算与竞争预算的均衡管理。PBS制度之后提出的任务导向型研究体系,重要之处在于先于预算阶段的任务阶段,要设定具备适配性与明确性的任务。为设定任务,必须具备各领域的全球战略分析能力,以及读懂市场与技术变化走向的洞察力。研发必须契合任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产出有助于达成既定任务的成果。这是一项要求战略性、高度专业性与洞察力,并强调实质成果产出的制度。
要使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摆脱PBS制度的束缚,成功转向新的任务导向型研究体系,需要大量革新与发展努力。尤其在体系转型初期,必须明确确立体系概念与运营方向,并毫不动摇地坚守运营原则。同时也需要转型管理,以减少PBS制度引入当时曾经历的混乱与不安,顺利过渡到新的运营体系。基于此,提出体系转型过程中应考虑的几项重要条件。
第一,必须明确界定新的任务导向型研究体系的概念与性质。此前PBS制度的另一名称是以研究课题为中心的运营制度。在向出资研究机构提供科研经费时,它更强调以研究课题为中心的支持与运营,而非通过扩大竞争来激活研究活动。由于引入初期在制度概念与目标尚未明确梳理的情况下便完成设计并加以适用,相当长时期内出现了诸多混乱。任务导向型研究体系同样因运营概念设定困难,存在出现类似混乱的可能。不能依赖此前适用的R&R(Roles & Resposibilities)体制中模糊的角色设定。需要明确的体系概念与任务定义。部分人士提出沿袭欧洲解决社会问题型任务导向政策的做法。这种罗列议题层面的任务、并与部分相关技术相衔接的任务体系,对必须产出具体成果的出资研究机构层面而言过于笼统,缺乏适配性与执行力。要取得具体成果,任务必须像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那样明确而具体。必须找出重要问题、必要需求并将其设定为任务。正因这一过程困难,许多模仿DARPA的国家在任务设定上失败了。此外,出资研究机构还需与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任务协调。
第二,必须在基本理解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的复杂性与高难度的基础上,推进向新制度的转型。迄今为止,出资研究机构的制度改善多以仅聚焦部分制度的碎片化改善方式推进,难以产生预期效果。所谓体系,是指多项制度与要素相互作用的系统。运营体系由多种要素复杂交织构成,必须把握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加以综合应对。迄今被指为PBS制度问题的诸多问题,其起点虽是PBS制度,但实为相关联制度之间复杂关系中呈现的结果。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性方法,而非局部性解法。更何况,向任务导向型研究体系的转型,是改变过去30年来主导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与政府研发预算制度的政策哲学与体系运营范式的轴心。缺乏对体系整体的专业理解,以及不以制度间关联性与体系为基础的体系设计,极易失败。
第三,必须明确出资研究机构研究生态正常化与先进化的核心要件。即必须明确确保并坚决维持自律性、专业性、创造性、开放性与灵活性。为改善因PBS制度而使科研经费筹措能力比创造性专业能力更为重要的研究生态,若一揽子稳定拨付出资金,则存在因政府介入而倒退为僵化生态的风险。因此必须明确设定政府与出资研究机构之间的角色与责任关系。也就是说,在设定出资研究机构任务的过程中,政府、研究会与出资研究机构应相互交流,努力设定精准的任务;但在任务确定之后,项目与技术规划应赋予出资研究机构自律性。并且应实行灵活的管理与评价,以便开展具挑战性、面向未来的种子型研究。
出资研究机构要确保作为知识生态的健全性,必须确立以专业性为基础的治理结构。应构建使专业性成为最重要内部权力的体制,并实行以专业性为基础的人力管理。尤其从机构负责人到内部组织管理者,都必须具备与各层级相适应的专业性。而从提升以专家为中心的机构运营执行力的角度看,值得考虑采用项目经理(PM)制度形式的做法,即向获得成员认可的专家赋予权限与责任,而非沿用既有的职务任命制度。部分机构已在试点运行,其优点在于强调专业性,且角色与责任相对清晰。
第四,不仅需要向新的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转型,还需要构建引领政府研发体系持续革新的上位政策治理结构。应明确设定革新方向,在国家战略层面引领任务导向型研究体系,使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与政府研发体系协调共进。尤其为发展为先进的研究生态,必须持续对研究环境与文化进行监测和改善。要审视主要研究主体的研究环境与角色变化,引领产学研开放与合作体系的发展。也就是说,需要一个引领包括出资研究机构在内的国家研发生态发展与革新的上位政策主体。
如今出资研究机构的地位与贡献,相较于其在我国经济腾飞期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已有所下降。然而,为摆脱低增长格局、确保关乎国家命运的国家增长动力,出资研究机构的角色再次变得重要。政府应战略性地推进通过出资研究机构扩充国家增长动力机会。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的转型,不应仅是出资研究机构自身的发展,更应提升其作为破解国家增长动力危机的核心研究主体的角色价值。期待出资研究机构运营体系的成功转型,成为国家研发体系跃升发展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