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进步主义者,那么对近期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住宅遭搜查一事感到警惕是理所当然的。若他的罪名成立,无论总统是谁,博尔顿都可能因涉嫌损害国家安全而被起诉。但考虑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卡什·帕特尔一直支持对博尔顿等政敌发动法律战(lawfare),我们有足够理由提出质疑。
这是美国民主的危机。因为即便本案中博尔顿的罪名得到证实,我们对政府严格执法的不信任依然存在。而一旦执法的公正性存在问题,我们就会在司法操弄面前变得脆弱。动机不纯的检察官总能找到某些东西来提起诉讼。相信中立制度价值的人,现在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守护法治。这并不只意味着谴责特朗普。为了抓住特朗普而违反中立制度规范的民主党,同样应受谴责。
也许是巧合,在突袭博尔顿住宅的前一天,纽约上诉法院推翻了去年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对特朗普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曼哈顿地方法院法官阿瑟·恩戈隆判决的总额约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该判决维持了下级法院认定特朗普实施欺诈的结论,但法官们对欺诈程度意见不一,其中一人主张应完全撤销裁决。尤其是上诉审判决中法官戴维·弗里德曼提出的单独意见,暴露了远离公正的司法制度的丑陋真容。
在掌握特朗普触犯纽约州法之罪的证据之前,詹姆斯就试图利用其职位来纠缠特朗普。这是她作为纽约州总检察长候选人在竞选期间亲口表明的内容。2022年选举中胜出的詹姆斯,以特朗普在申请贷款和保险时夸大资产价值为由提起了激进的诉讼。为了推进一起受害人并未遭受任何损失的欺诈诉讼,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解释了范围广泛的相关法令。
有人主张,为了维护财务廉洁的规范,特朗普无论如何都该受到惩罚。但考虑到以这种方式受罚的唯一一人正是处于两极分化顶点的政治人物,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而且恩戈隆法官所判的赔偿金额,大幅超出了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损害程度。读一读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很难摆脱这样的怀疑:恩戈隆法官所作决定的底层,铺着某种对特朗普的敌意。
也许有人会主张,无论被告是谁,审判都会依照正当且相同的程序进行,但荒谬的主张一旦包装上法律的逻辑,也能听起来像是有道理。司法机关与检方过度行使权力,对法治的损害与特朗普利用法律压制政敌一样严重。这违背了应依据被告做了什么、而非被告是谁来施加惩罚的原则。
过去10年间,笔者无数次听到以火攻火的说法。即通过自己变成特朗普来对抗特朗普,为了守护进步的制度而压制言论自由、抛弃新闻客观性的规范、史无前例地滥用检察权,走上这条破坏性道路的捷径。但这些都是极其丑陋的想法,对阻止特朗普毫无帮助。
追加起诉的风险反而使特朗普重掌权力的意志更加坚定,选民也热切地把权力交还给他。应当注意这一事实:2023年竞选初期倾向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共和党人,在特朗普被起诉之后开始为他助力。还应思考,自己正在遭受迫害的感受,是否正当化了特朗普认为整场游戏被操纵的信念,并放大了他践踏政敌的欲望。
但这并不能改变对特朗普行为的谴责。特朗普的威权主义本能是他自己的,把美国制度搞得一片狼藉的责任他也无法回避。这更是提醒我们:法治只能通过法治来确立。并不存在先利用法律清除政敌、然后再设法重建法治这样的离奇手法。而当手段无效时,目的也无法正当化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