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6月16日,国立医疗院的实习医生与住院医生集体提交辞呈,要求提高薪酬、保障公务员身份等。起初,这与1960年以来零星发生的以实习医生为主的罢工并无太大不同。但当时保健社会部长官李庆宝将递交辞呈的医生比作“离家出走的女佣”等强硬发言,致使事态恶化,全国大部分大学医院的培训医生和专科住院医生纷纷加入罢工。政府提出改善待遇、放宽医务人员海外就业条件等缓和措施后,第一次培训医生风波告一段落。但次年编制预算时,改善培训医生待遇的预算被全额削减一事被曝光,当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培训医生风波。
当时培训医生和专科住院医生因既是医生又是受教育者的模糊身份,不得不忍受比现在更恶劣的长时间劳动和低薪。培训医生之间甚至自嘲,自己学的不是救人的“仁术”,而是忍耐的“忍术”。大学医院为维持经营收支,只能依赖廉价的培训医生和专科住院医生人力。而且当时即便成为专科医生,能够发挥专业知识的综合医院也寥寥无几。因此在1970年前后,主要医科大学毕业生大批选择赴美,地区医疗空白成为社会问题。
全北大学韩国科学文明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郑俊浩在去年的论文中指出:“有关培训医生待遇的争议作为未解决问题遗留下来,2014年下半年演变为以内科为中心的专科住院医生罢工。”近期的医政矛盾事态再次暴露出韩国医疗体系的脆弱性。医界每次都以专科住院医生为先锋,使历届政府的医疗改革尝试化为泡影。同时,随着专科住院医生对自身被妖魔化的幻灭感加深,回避地方医院或必需医疗领域的现象日益严重。专科住院医生集体辞职理应受到批评,但为了强化必需医疗和地区医疗,也需要以改善培训环境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