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衍生结合基金(DLF)、Lime与Optimus事件、香港H指数股票挂钩证券(ELS)的不当销售接连爆发,金融消费者的信任不断下滑。个人辛苦积攒的资产化为泡影的悲剧,为何如此反复发生?金融当局宣布向不完全销售和金融诈骗宣战,政界又一次盘算着改组监管机构。但这与在流动的河水中找刀无异。问题的本质在于整个金融体系中根深蒂固的责任缺失。
就眼下而言,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同时承担稳健性与消费者保护职能,容易陷入“裁判与球员同队”的利益冲突陷阱。一旦市场稳定被置于优先,消费者救济便被推到后头。在这种结构下,负责任的政策常常被排到次要位置。
只顾眼前利益的金融公司问题也很大。据韩国金融监督院数据,今年上半年银行业净利润同比激增18.4%,达14万9000亿韩元,接近15万亿韩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即便如此,银行仍被产品销售手续费蒙住双眼,持续进行不完全销售。金融当局的制裁和媒体的批评只是一时奏效。在“只要赚钱就行”的前提下,无人担责的局面反复出现。以轻易延长催收和非法催收把普通百姓逼向死亡的情形也不少。
消费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责任意识。2021年制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强化了撤回要约权、违法合同解除权等消费者权利,并设立了可直接行使的救济手段。但该法也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应努力获取为增进自身权益所必需的知识和信息”的义务。金融市场不能仅凭供给方或消费者一方的努力来维护稳健性。正如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所言,“文盲让生活不便,而金融文盲让生存成为不可能”,如果金融公司已忠实告知风险,消费者就应对自己判断的结果负责。
现在,政府和政界必须在金融业确立“担责”的文化。第一,当局应让金融公司彻底遵守说明义务等销售原则,并将内部控制失败的责任追究至首席执行官(CEO)层面。消费者也应重新成为批判性理解所获信息、对自身判断负责的市场主体。
第二是改变金融监管的范式。监管原则应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唯有如此,才能把不完全销售和金融诈骗的损害降至最低。有必要构建基于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及早识别问题交易模式并预测潜在风险的系统。
第三是运用集体智慧。国内最大的诈骗信息共享平台正依据受害者的自愿举报建立数据库予以应对。金融保安院的“异常金融交易侦测系统(FDS)”能够发现整个金融业的异常交易。利用这类方案,可以构建另一层意义上的防护屏障。
负责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的海恩皇家委员会在2018年提出“为何不提起诉讼”,宣示了对金融业违法行为零容忍的诉讼原则。韩国也应提出恢复金融业信任、确立担责文化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