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包方的A企业收到了B分包企业工会的谈判要求。面对此前并无直接雇佣关系的B分包工会的要求,A企业处境尴尬。其间,另外的C分包、D分包工会也通知A企业“坐到谈判桌前”。A企业向此前一直与其谈判的本企业工会提议,是否与B、C、D分包方统一谈判窗口。但本企业工会与其余分包工会以彼此利害关系不同为由拒绝。最终,A企业面临不得不与4个工会(原有本企业工会+B、C、D分包工会)分别谈判的负担。
这是24日经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的“黄色信封法”(《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第2、3条修正案)在明年3月实施后,若谈判程序未明确制定可能出现的混乱。如果A企业是否为B、C、D分包工会的使用者尚不明确,围绕这一点可能引发法律诉讼战。也就是出现“为促成谈判而制定的法律反而阻碍谈判”的局面。这正是各方对政府能否在黄色信封法6个月的实施准备期内解决所有这类问题深感忧虑的背景。
黄色信封法的核心内容是,使不存在直接雇佣关系的发包方与分包工会之间的谈判成为可能,并限制企业方针对工会罢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如果法律只发挥积极面,则可缩小造成我国社会两极化的发包与分包工资差距,因为分包工会也可通过与发包方谈判改善工资等劳动条件。
但劳动学界的共同看法是,若不进行制度补充,黄色信封法难以按立法初衷运作。首要问题是难以判别应参与谈判的发包方是否为使用者。法律将谈判对象发包方定义为“能够实质性、具体地决定特定劳动条件的地位”。法院通过多起案件正在使使用者地位的标准具体化。但经营界提出反驳,认为个别案件形成的判例是否属于所有劳资双方都可遵循的共同标准(法律)。经营界相关人士称:“在当前企业环境下,使用者这一地位有时非常模糊”,“围绕使用者判别,各方都可能跑去法院”。忠南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金基善也表示:“关于使用者性的判例虽在增加,但难以视为可适用于所有发包、分包工作场所的标准。”
谈判窗口统一同样是黄色信封法落地的最大障碍。存在多个工会的工作场所须遵循只与一个工会谈判的谈判窗口统一制度。若依照该制度由发包与分包工会组建谈判代表工会,黄色信封法实施后的谈判混乱可以减少。但发包方工会与分包工会在分享发包方利益方面属于一种竞争关系,谈判窗口统一在结构上并不容易。如果劳动委员会认定发包与分包工会无法共同谈判、承认分包工会单独谈判,则会产生仅加重发包方谈判负担的副作用。
韩国雇佣劳动部计划在法律实施准备的6个月内制定减少谈判程序等现场混乱的指针和手册。但对不具法律强制力、仅属劝告性质的指针与手册的效用,担忧也不少。黄色信封法没有“授权条款”(通常为“实施事项由总统令规定”的政府委任表述),因此政府无法以施行令规定谈判程序等。也就是说,除非国会就谈判程序进行单独立法,政府没有可降低对黄色信封法担忧的强制性方案。
黄色信封法的制度补充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劳动界。劳动界将参与雇佣劳动部制定谈判程序方案等的工作小组(TF)。但劳动界对指针朝着缩小立法初衷方向制定保持警惕。实际上,共同民主党在本次总统选举承诺中曾试图加入一种“谈判程序法立法”,以降低经营界的忧虑,但因劳动界反对最终未能纳入。劳动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应先在民间可参考的公共部门出现发包与分包谈判案例。”金教授指出:“要在利害关系各异的工会之间建立与发包方谈判的程序,准备期(6个月)太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