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3 | 서경IN

为何重回公司章程 [崔承焕律师的经营权纠纷解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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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权争夺战线日益升级的同时,原有的经营权防御手段正逐渐失去效力。特别是在实务中已成为主要防御手段的第三方定向增资及库存股处分策略,因法院判例的僵化态度和Commercial Act修订讨论等,其可利用空间显著缩小。随着此类法律与制度制约日益显现,企业开始探索通过内部规范、尤其是公司章程进行经营权防御的新范式,而其核心便是“超多数决议制”(supermajority clause)。

━ 第三方定向增资的法律局限 向非既有股东的第三方配售新股的增资方式,在Commercial Act第418条第2款中有法律依据,但法院传统上对这种新股发行实行严格的目的审查。特别是当新股发行实际上集中于巩固现有经营层控制力的目的时,法院往往径行认定其为不当新股发行,通过假处分中止其效力,或在本案诉讼中作出无效判断的情形屡见不鲜。

法院的严格审查标准具体集中于筹资目的的实质性、新股发行的紧迫性、第三方配售程序的公正性等,若不能满足这些要件,假处分获准率极高,这是实务现实。也就是说,尽管在法理上属于可允许的手段,但在经营权争夺局面中,其被评价为实际可利用空间受到显著限制的策略。

━ 基于资产说的库存股处分的战略运用与限制 库存股(自家股票)的处分与第三方定向增资具有类似的经济效果,但在商法上被认为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质。库存股是公司取得的本公司股票,依据Commercial Act第369条第2款,被视为表决权和分红权被中止的特殊形态资产。因此,基于公司资产处分这一法律性质,库存股处分一直被解释为依Commercial Act第342条属于董事会权限,不适用如新股发行那样严格的法律审查要件,从而被广泛用作实务上的迂回手段。

然而,近来的立法讨论也对这种库存股处分方式施加了制约。已在国会提出的Commercial Act修订案规定,原则上强制在取得库存股后一定期间(6个月至1年内)予以注销,仅例外地有限允许出于员工激励目的的持有,且即便如此也须在定期股东大会上获得事后批准,并将特殊关系人的表决权行使限制在3%以下等严格控制装置。因此,若该法案通过,预计迅速将库存股处分给友好第三方以维持控制力的实务策略将受到相当大的制约。

━ 超多数决议制的引入与法律效力争点 在这种法律与立法环境变化中,企业关注的是章程中的加重表决定足数条款(超多数决议制)。加重表决定足数条款,是指在章程中要求远高于商法上特别决议要件(出席股东表决权的2/3以上及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3以上)的赞成比例,从而使特定议案通过变得极为困难的方式。例如,对主要议案(解任董事、修改核心章程等)要求出席股东表决权的75%至90%,或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3以上等形式被较多采用。

对于加重表决定足数条款的法律效力,韩国大法院尚无明确立场。不过,下级审判例按具体案件作出不同判断。有判例认为,设定过高的表决定足数,或将特定议案是否适用设计为可由董事会任意判断的情形,违反股东平等原则和股份公司制度的本质,因而判定无效。相反,也存在判例肯定其效力:表决定足数设定处于合理范围内、在争议之前即已引入且适用范围有限而明确的情况下,属于章程自治原则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超多数决议制条款的法律效力,会因表决定足数的合理性、章程引入时点的适当性、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与明确性等具体因素而使法院判断不同,因此争论仍在持续。

━ 治理结构视角的考量与实务设计原则 上市公司引入超多数决议制时应考虑的并非仅是法律效力。机构投资者和表决权咨询机构通常倾向于将过度加重表决定足数的章程条款归类为“经营权防御条款”(anti-takeover device)并给予负面评价。特别是随着国内外主要表决权咨询公司及机构投资者的尽责管理守则日益普及,在引入此类条款时,还须慎重审视市场信任受损、治理结构评价指标下降、资本成本上升等负面影响。

意图战略性引入超多数决议制的企业,至少应满足以下实务设计原则。

△将表决定足数加重比例限定在合理水平

△将适用对象明确限定为解任董事、修改核心章程等有限的主要议案

△在与经营权争夺无关的平常时期引入,并向股东充分说明引入宗旨

△始终考虑加重表决定足数条款可能成为法院审查对象的可能性

━ 结论 ? 通过章程重新设计经营秩序 第三方定向增资和库存股处分需要事先确保具备相当资金实力的友好势力,因此在法律与制度局限之前,作为经营权防御手段本身就存在根本性难点。但超多数决议制章程只要效力获得承认,便是最合理、最稳定的防御手段。

Commercial Act设有制度装置:董事在职务上有不正当行为时,即便在任期内也可通过解任之诉和职务执行停止假处分将该董事排除于经营之外。即使因解任之诉和职务执行停止假处分导致无人执行董事职务,也可通过法院选任职务代行人或临时董事,实现直至选任新董事的股东大会之前不间断的经营。

如此,即便对作为经营权争夺核心的董事等高管解任要件在章程中设置加重表决定足数,通过法院介入仍可实现经营权变动;且Commercial Act采用董事任期制,因此合理设计的超多数决议制章程条款可成为通过稳定经营实现长期成长的基石。章程不应只是保护现有经营层免受敌意收购的“盾牌”,而应作为规定企业决策与治理结构的核心规范体系发挥作用。如今,对企业而言,章程应超越保护控制力的手段,确立为法律与市场均能认可的合理、透明的经营秩序“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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