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马来西亚一家棕榈油(从棕榈树果实中提取的植物油)生产企业约2万名外籍员工向中介等支付过高招聘费用一事被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查处。美国韩国关税厅认定此为强制劳动(劳动剥削),对该企业的棕榈油下达了暂扣令(暂停进口)。东盟代表团派驻官员在向韩国雇佣劳动部报告该案例时表示,“韩国的E-8签证(季节性劳工)中,若由民间中介介入进行人力输送,也可能被视为劳动剥削”,并提出应对的必要性。但E-8签证政策由韩国法务部主管,只负责E-9签证(雇佣许可制)的雇佣劳动部没有介入的法律权限。
据政界20日消息,在以韩国法务部为中心的外国人出入境行政体制下,我国分散于各部门的移民政策处处出现盲区。在国界壁垒被打破、同时本国国民保护主义日益增强的国际潮流中,移民政策不完善随时可能带来强制劳动这一国家污名与制裁风险。此外,占人口约5%的外国人在制造业比重较高的我国产业结构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始华印染产业园区约30%的劳动力为移工。这正是设立移民厅等移民专责机构不能再拖延的原因。
显示我国移民政策按部门分散的体制存在缺陷的案例主要有两个。去年11月,菲律宾政府就部分地方自治团体的强制劳动疑虑提出质疑,中止了季节性劳工输出。据政府部门人士透露,随后部门之间出现了某种“责任推诿”。有人指出,季节性劳工虽是韩国法务部运营的制度,但因涉及国家间问题,外交部应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季节性劳工在农渔村工作,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也应出面解决问题。
去年首尔市与雇佣劳动部推动的菲律宾家政管理员试点项目,被视为印证地方自治团体与中央部门合作体系薄弱的案例。首尔市从降低雇佣家政管理员家庭费用的角度、雇佣劳动部从保护家政管理员劳动条件的角度参与该项目。视角不同的两家机构的合作项目始终摩擦不断。围绕家政管理员的最低工资,首尔市主张不适用,雇佣劳动部主张适用,双方立场相反。
与外国人相关的政策,狭义上由5个部门、广义上由14个部门(13个部+1个厅)共同负责。韩国法务部统管外国人政策,雇佣劳动部通过雇佣许可制负责移工招聘,行政安全部负责外国人定居支援。在此基础上,还按韩国法务部管理的入境签证类别再次划分各部门职责。例如,雇佣劳动部的雇佣许可制仅适用于E-9劳工,即便是同样的劳工,季节性劳工(E-8签证)问题也无法介入。
移工工会委员长乌达亚·拉伊在3月国会举行的“移工讨论会”上表示,“韩国法务部(不像雇佣劳动部那样)不懂劳动政策、劳动监督和工作场所检查,也没有相关权限”,“但部门间的合作也未实现”,语气中透出无奈。相比之下,主要发达国家将移民政策整合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典型案例是日本的出入境在留管理厅(ISA)。该机构不仅像韩国法务部一样负责出入境管理,还承担移工定居与支援职能。加拿大的移民部按我国标准相当于部长级部门,同时执行永久居留权政策与难民接纳政策。这些国家以部门为中心,与有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自治团体构建了合作体系。
专家们一致认为,应同时推进设立外国人专责机构移民厅与改革雇佣许可制。2004年引入的雇佣许可制根据国家间协议,以劳动基准法保护相关移工。但有人指出,上届政府过度突出其“解决招工难对策”的属性。从通过雇佣许可制入境的移工人数年度上限规模看,已从2021年的5.2万人增至去年的16.5万人,增长了3倍。但在被指出过度反映景气与现场需求后,今年的规模下调至13万人。
雇佣许可制对更换工作场所的限制也是制约移工人权的典型因素。按雇佣许可制原则,移工自入境之日起3年(再雇佣时最长9年8个月)须在同一工作场所工作。若非不可避免的变更事由,适用该制度的移工须获得雇主许可,且不得更换工作场所3次以上。因此,不断有人指出,移工由此沦为忍受雇主不当待遇的不利从属关系。移工通过选择更好的工作场所促使企业自行改善待遇的效果,也难以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