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0 | 양철민 기자

“对未来的不安难以承受”…执着于课外辅导的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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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名副其实是一个“课外补习共和国”。据Statistics Korea数据,去年韩国中小学课外补习费总额达29.2万亿韩元,课外补习参与率也达到80%左右。这种如同“明明有舒适座椅,所有人却都站着看电影”、令家长和考生全都疲惫不堪的补习热潮,其原因究竟是什么?

━ 补习热潮……终究是围绕未来岗位展开的“爬梯子之争” 韩国教育开发院首席研究员南宫智英在《课外补习过热现象,是否无解?》报告中指出了补习热潮的多种原因。南宫研究员将大学等级化与高考竞争加剧氛围下对公共教育的不信任蔓延列为首要原因。

报告指出:“认为考入名牌大学直接关系到获得社会地位的观念普遍存在,这引发了激烈的高考竞争”,“不仅如此,人们普遍不信任公共教育能够很好地应对高考”。报告特别指出,供需之间所谓的“错配”最终催大了课外补习市场。报告指出:“公共教育的本质与作用在于智、德、体的全人成长,但作为教育需求方的学生和家长的诉求是通过高分实现高考成功、获得社会地位,因此公共教育的作用与需求方的诉求之间差距极大。”

激烈的校内成绩竞争同样导致补习过热。报告称:“高中校内评价同时采用达成度评价(绝对评价)与9等级相对评价,校内成绩竞争十分激烈”,“在过程性评价负担沉重的情况下,学生还要兼顾学校生活记录簿上记载的创意体验活动、超出高中课程的深化探究活动,以及高考准备”。报告分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高考成功,只能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能够一定程度保障高分和高质量学校生活记录簿的补习班等课外补习上。

报告还指出公共教育内“定制化教育”的局限。以向所有学生提供均等教育机会为目标的公共教育体系,在提供考虑学生个体素质、性向、水平的定制化教育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因此,学生和家长只能依赖宣称提供课业补充、超前学习等学生定制化教育的补习班等课外补习。

不断变化的教育政策也加深了对课外补习的依赖。报告指出:“由于对改革后教育政策内容的宣传和持续性不足,不信任感增加,尤其是大学制度和招生政策缺乏持续性带来的不信任感,表现为倾向于依赖课外补习市场获取信息”,“说明高考招生政策或入学策略的活动由特定补习班等课外补习经营主体主办的倾向,导致轻视公共教育的风气,而对改革后教育政策的宣传不足则加剧了家长的不信任感”。报告据此分析,家长只能将子女的前途托付于课外补习,而非依赖学校与教师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报告主张应将课外补习问题超越单纯的高考制度,与优质岗位不足、阶层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劳动市场问题”联系起来。报告分析称:“在劳动市场上大企业等优质岗位不足的情况下,大学升学率仍保持高位,青年(25~29岁)失业率自2013年起呈上升趋势”,“受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经济危机、新冠疫情等影响,经济差距扩大、脆弱阶层增加,收入差距及由此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日益加剧,国民对未来社会阶层流动可能性的认知在过去十余年间也逐渐转向悲观”。实际上,据Statistics Korea社会调查结果,认为“子女一代社会阶层流动可能性较高”的回答比例从2009年的48.4%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29.1%。

最终,这种就业不安与对不确定未来的焦虑,转化为对名牌大学及医学、药学类院校的偏好,结果提高了对课外补习的依赖。学龄前幼儿补习问题、小学医大班补习班盛行问题、复读生比例上升问题等,归根结底也与劳动市场问题密切相关。报告指出:“从近期教育统计资料看,尽管学生人数持续减少,课外补习费仍在不断增加”,“如果这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改善,即便再怎么使公共教育正常化、改善高考制度,激烈的升学竞争及课外补习问题也可能难以解决”。

━ 根除课外补习不可能……应聚焦缓解教育差距 那么,这样的课外补习问题该如何解决?报告主张,应在“必须考虑到课外补习无法根除,且根除也未必可取”这一前提下制定政策。报告指出:“只要因优质岗位不足等原因导致升学竞争持续激烈,根除课外补习就是极为艰难的课题”,“即便没有升学竞争,通过定制化课外补习弥补学习不足对学生而言也可能是有益的”。

报告强调:“课外补习对策应聚焦于缓解社会失衡与教育差距、提升公共教育的有效性”,“有必要在促进所有学生全人成长的同时,为中下游学生提供旨在提升学力的定制化学校教育”。报告接着主张:“按照公共教育有效性一旦得到证明,对课外补习的依赖自然会缓解的道理,需要系统分析当前我国公共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原因,并推进朝着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能力方向的中长期教育改革。”

报告还认为,应同步推进以成长和能力为中心的授课及评价方式变革与高考制度改革。报告指出:“现行高中评价方式在法律上被强制用作升学资料,属于以选拔和分类为中心的评价,因此需要转向聚焦学生学习过程与成长的评价”,“教育的急剧变化会刺激学生和家长的不安,可能导致课外补习需求增加,因此需要循序渐进地转向能够培养未来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协作型问题解决能力的授课与评价方式”。

报告就相关方案建议,在中长期规划下,将“高中达成度评价制(同时标注5等级相对评价)”的实施与“为保障最低达成水平的重修制度”转向如IB(国际文凭)那样的探究型授课方式。报告还指出,需要逐步扩大以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为中心的论述、简答型评价,并转向不同时标注相对评价的达成度评价制(绝对评价)。

报告指出:“现行大学修业能力考试在衡量时代所要求的多维能力方面存在局限,应仅将其用作最低学业能力检验工具(高考最低学力标准),并扩大与重视校内学习过程和多样性的能力中心评价结果相衔接的高考招生方式,从而营造能够专注于公共教育而非课外补习的环境”,“在扩大大学新生选拔自主权的同时,为缓解社会差距,也应进一步强化照顾农渔村等社会经济弱势阶层的高考政策”。

关于大学等级问题,报告主张:“固化的大学等级加剧了高考竞争,因此需要努力营造使各大学教育质量向上看齐的环境,引导缓解大学等级化”,“例如,无论国公立还是私立,都应营造能够以有竞争力的大学为中心快速推进结构调整的环境”。

关于根除非法课外补习的方案,报告除建议监测课外补习实态外,还提出整备补习班法以管理监督变通、非法补习机构,并设立课外补习管理中心。

报告还主张,教育部与Statistics Korea每年公布的课外补习费规模仅以中小学为对象,未能反映学龄前幼儿及复读生的课外补习实态,因此有必要构建包含幼儿及复读生的课外补习统计。报告尤其认为,需要在构建统计时考虑幼儿、中小学生与复读生数据的衔接(调查时期、方法、对象、课外补习范围、类型、测量方法等)。报告指出:“课外补习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还与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和赤裸裸的学历主义社会问题相纠缠”,“因此仅靠教育改善难以缓解课外补习,需要在社会结构改革的同时,伴随国民对学历、学阀中心社会的意识转变”。

? “对未来的不安让人无法承受”……紧抓课外补习不放的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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