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8 | 양철민 기자

国家奖学金12年…从“减轻教育费”进化为“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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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指出,为提升助学金支援政策的社会投资价值,绩效评价体系应从"投入·产出"转向以"结果"为中心。

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8日发布的《社会投资绩效指标开发研究:以青年助学金支援政策为中心》报告,仅靠现有以投入·产出为中心的指标,难以充分反映助学金政策所创造的社会经济成果。

事实上,2007年《国家财政法》实施后,以绩效为中心的财政运营被法制化,政府通过分项目绩效评价提升预算分配效率,但有观点指出,像助学金政策这类福利事业存在较大盲区。报告称:"福利事业的经济效益在短期内难以显现,且往往具有社会公平与维系共同体等非经济价值,现行以经济为中心的评价体系难以完整反映其价值。""因此,开发反映福利事业特性的综合性绩效指标、建立社会投资视角下的绩效评价方式的呼声日益高涨。"报告还指出:"助学金支援政策是典型的社会投资事业。""助学金支援在短期内缓解教育费负担,长期则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创造收入增长、就业稳定性、社会流动性、国家竞争力增强等多种积极效果。"

报告还认为,助学金支援政策是创造长期效益的社会投资。报告称:"可以确认,助学金支援政策并不仅限于减轻教育费用,而是创造生涯收入增长、健康改善、社会融合等长期效益的社会投资。""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以绩效指标为中心的政策评价体系,并在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引入基于SROI(社会投资收益率)的社会绩效测量模型等改进措施。"报告指出:"应确立可定期审查与管理绩效指标的体系,并构建以社会价值为核心的预算编制与评价体系,从而使面向弱势群体的教育与福利政策更具可持续性和实效性。"

━ 得益于"福利=社会投资"概念……劳动生产率↑ 该报告提及的"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是一种将福利政策视为面向未来增长的战略性投资、而非单纯消费的方法。这也是瑞典的阿尔瓦(Alva)与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夫妇1934年发表的报告《人口问题的危机》中提及的内容。该报告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大萧条及低生育危机形势下,必须转变"福利=成本"的认知,并分析认为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不是生物学因素,而是工业化及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困难。报告还指出,过去在农村子女作为家庭内部劳动力作出贡献,而城市化之后养育子女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住房过度拥挤问题也是回避生育的一个原因。他们为提高生育率提出扩大现金给付、支持双职工家庭的政策、改善居住环境的政策等,并认为通过这些措施可长期提升"人口质量"。他们还批评当时流行的"优生学主张",强调"儿童的质量"并非由遗传因素、而是由教育和社会经济环境决定。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方面评价称:"这一主张将福利重新定义为并非以单纯人口增长为目标,而是通过社会政策扩展生活机会、提升整个社会生产率及可持续性的战略性干预手段。""这一观点随后成为欧洲福利国家发展及'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理论形成的理念基础。"

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不仅能提升"个人能力(human capabilities)"和就业可能性,还被评价为提升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及创新能力的核心手段。这种社会投资概念促进个人能力开发及劳动市场参与,已从生涯初期阶段发展到涵盖高等教育的方向,并在现代福利国家所追求的"效率·公平·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领域成为核心政策基调。

报告将社会投资政策的领域分为若干层次,并主张需要对其进行适当投资。首先,"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ECEC)"是形成认知与社会能力的起点,对确保公平及学业成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并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其次,"对初中等及高等教育的投资"超越单纯保障个人权利,被归类为在知识型经济中培养必需的高级人才的核心战略。这也是主要国家为提高高等教育注册率与毕业率、提升教育质量而积极投入公共财政的原因。"职业培训及终身教育"包括为应对产业环境快速变化而面向成人的再教育及支持低技能劳动者的政策,被归类为"积极劳动市场政策(ALMPs)"。此外,除"保护现有技能及维持其价值"外,带薪病假、失业给付、康复项目等被评价为防止劳动者生产率下降、同时引导其重返劳动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求职活动支援及提升劳动市场内匹配效率"同样被归类为社会投资。结构化的失业给付制度不仅保障收入,还促进向合适岗位流动,从而提升劳动市场内资源配置效率。

━ 从低收入群体到多子女家庭……2012年起全面推进的国家奖学金 为提升这种社会投资价值的国家奖学金,自该制度实施的2012年至2024年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国家奖学金制度第1期为2012年至2013年,是政府为缓解学费负担而正式开始政策干预的时点。2012年制度引入时,国家奖学金Ⅰ类型面向从基础生活保障受助者到家庭收入第3分位的低收入群体,支援金额上限设定为国公立大学平均学费水平的450万韩元。2013年制度适用范围扩大,国家奖学金Ⅰ类型与Ⅱ类型的支援对象均扩大至收入第8分位,其中Ⅱ类型采用由大学自主确定选拔标准并运营的方式。不过这一时期为强调奖学金受益者的责任感与勤勉性,成绩标准执行严格,须上一学期成绩达80分以上才具备申请资格。

总体而言,该时期属于设定制度设计与政策方向的引入及定型阶段,"选择性扩大支援"与"强化受益者责任"两大基调较为突出。

第2期为2014年至2015年,是国家奖学金制度全面扩大、政策功能多层次强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超越单纯减轻学费的层面,通过与大学政策整体的联动,实现了奖学金制度的结构性整备与扩展。2014年,国家奖学金Ⅱ类型内特别增设了"地方人才奖学金",并新设"多子女奖学金",强化了考虑多种家庭类型的定制化支援。

此外,国家奖学金被改革为超越单纯经济支援、通过与大学结构改革联动而具备政策引导功能,并实施了强化对低收入群体的集中支援、通过反映平均学费水平使支援金额现实化、根据学费下调等大学自身努力减轻负担、通过与地方大学培育联动创造政策协同效应、基于大学业绩提供激励以强化引导功能等措施。

第3期为2016年至今,是国家奖学金制度实现制度精细化及稳定运营的时期。自2016年起,国家奖学金Ⅱ类型增加了入学金削减应对支援;自2017年起,因家庭收入核算方式变化,采用了"收入区间"而非"收入分位"的表述。

不过,为解决新冠疫情带来的大学教育费负担问题,对收入第5至8区间及多子女家庭的国家奖学金支援金额持续上调。特别是自2022年起,制度改革为将多子女支援区分为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及以上子女,对第三个及以上子女全额支援学费。

目前国家奖学金大致可分为四类:按助学金支援区间差别支援的收入联动型"国家奖学金Ⅰ类型"、支援多子女家庭的"多子女奖学金"、与大学自身努力联动发放的"国家奖学金Ⅱ类型"、以及为培养非首都圈人才的"地区人才奖学金"。以2024年为准,定制化国家奖学金制度的财政规模为4.7万亿韩元,较2012年的2.7万亿韩元大幅增加。2012年作为"半价学费政策"的一环新设国家奖学金后,表面上高等教育预算大幅增加,但大学学费收入减少幅度与国家奖学金增加额相当,并未带来大学岁入增长。

国家奖学金Ⅰ类型是对外广为人知的项目,是直接向学生提供支援的奖学制度。持有韩国国籍、在国内大学就读且助学金支援区间在第8区间以下的大学生中,成绩达B(80分)以上者即为对象。为减轻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费用,按支援区间差别提供奖学金额,以2024年为准共需约3万6655亿韩元财政资金。

国家奖学金Ⅱ类型是与大学下调学费的努力(如学费下调·冻结及奖学金维持·扩充等)相联动而提供支援的奖学金制度。其目的在于缓解地区人才流向首都圈,并通过吸引与培养地方大学生源提升地方大学培育政策的有效性。国家奖学金Ⅱ类型的基本结构由与大学自身努力联动的支援事业、支援入学金实际费用部分计入学费的学生的新生·转学生支援事业,以及支援升入非首都圈大学学生的地区人才奖学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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