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基本的课堂规则都无法遵守、出现突发行为的情绪·行为危机儿童不断增加,公共教育现场的忧虑日益加深。
即便是看似急需专业诊断与治疗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学生,只要家长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介入——现行制度的局限性暴露出来,有人指出亟需制定弥补这一缺口的实质性对策。
据教育界17日消息,教师团体“好教师运动”2022年以全国幼儿园、小学、初中教师681人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回答“有过教导情绪·行为危机学生的经历”。
相关统计数据也印证了问题的严重性。ADHD患者人数每年呈明显增长态势。韩国国内5至14岁儿童的ADHD患者人数从2022年的约7.3万人增至2024年的约11.4万人,仅两年就激增56%以上。
教师在现场感受到的现实更为严峻。
京畿道一名小学教师A某诉苦称:“10年前一个年级能否见到一两个都难说的孩子,如今一个班就有一两个”,“一名教师在指导数十名其他学生的同时,还要一直盯住出现问题行为的孩子,这在物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13年教龄的小学教师B某也表示:“一年比一年不听教师指导、难以管控的孩子越来越多”,并转述现场气氛称:“就连有20至30年教龄的资深老师们也一致认为,‘不仅是孩子的数量,问题行为的程度也严重到无法与过去相比’”。
问题在于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便教师判断某名学生属于情绪·行为危机学生,想要积极提供专家咨询或对接医疗机构等支持,只要家长不同意,按现行法律也无法强制执行。
首尔市教育厅相关人士表示:“虽然通过《学生定制化综合支援法》等对危机学生提供支援,但所有支援都必须以监护人同意为前提”,“即使临床心理师等专家亲自努力劝说家长,最终拒绝治疗的情况也不少”。
首尔教师工会发言人郑惠英表示:“在学校实施的情绪行为特性检查中被判定为‘高危群体’的孩子,告知家长后,家长否认现实、称‘我家孩子极其正常’并拒绝治疗的情况屡见不鲜。”她补充说:“正因如此,教师们连向家长建议使用校内咨询室都感到极大压力。”
实际上,教师们将“与家长的沟通及配合”列为指导情绪·行为危机学生时最大的困难。
据首尔市教育厅教育研究信息院今年3月以首尔1200名小学教师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在被问及“指导学生问题行为时最困难之处”时,58.5%回答“与家庭的配合”。此外,关于“指导问题行为最需要什么”,66.9%的受访者选择“学生及家长的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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