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曾是全球瞩目的巨大试验场(测试平台)。汽车、钢铁、化工、半导体等重厚长大型制造业在政府主导的大胆投资和制度支持下实现了技术自立。去年汽车产业产量412.8万辆、出口708亿美元、雇用约30万人,仍发挥着国民经济中枢的作用。半导体也以存储领域为中心,创造了占整体出口20%以上、超过1400亿美元的业绩,扮演着功臣角色。钢铁、石化、造船也在政府的战略性产业政策下成长为出口产业,为韩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作出贡献。
相反,文化与知识产业的成长路径不同。K文化、K食品、K美妆等领域的原动力是民间主导的创意与自主。韩流内容的扩散并非源自国家政策,而是源自企业和创作者的挑战。K美妆以品牌叙事和全球流通网络拓展了世界市场。如果说制造业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实验”,那么文化产业就是市场活力中的“自下而上的实验”。尽管重厚长大型制造业与文化、知识产业的成长方式不同,但两条道路都共享“通过实验实现成长”的DNA。
问题在于,这种DNA近来正在失去力量。文在寅政府的绿色新政、朴槿惠政府的创造经济等虽有培育新成长动力的尝试,却未能取得制造业或韩流内容那样的成果。尤其是生物、光伏、风电等未来产业,多次试验平台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生物产业因2005年底卷入干细胞研究论文造假嫌疑的“黄禹锡事件”,以及2020年因高管涉嫌背信及临床失败而被暂停交易、其后经过2年5个月才恢复交易的“新罗健事件”等透明度问题,以及热衷短期业绩的风气,一直停滞不前。光伏方面,抛开政治争议不谈,也受阻于电网并网延迟和变电站不足;蔚山海上风电则因居民反对和政治原因中断了数年。
能源政策每逢政权更替便在“脱核电”与“回归核电”之间摇摆,在长期规划的一贯性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这并非单纯的地区矛盾或技术不成熟问题,原因在于政策设计的精细度、利益关系协调能力、对经济问题的政治中立性,以及缺乏能够吸收失败的安全网。制造业和知识产业以各自的方式反复试验积累了竞争力,而意图创造新成长动力的新兴产业,起初连充分的试验机会都未能获得。
在此情况下,新成立的李在明政府将AI立为国家成长的支柱,宣布打造“人工智能(AI)领先国家”。政府还制定了组建100万亿韩元国民成长基金、实现每年40万亿韩元创投投资等具体国政课题,计划同时提升基础设施、技术与人才。然而现实的壁垒很高。财源筹措结构尚不明确,国家AI计算中心建设项目从运营商遴选过程起就陷入漂流。AI人才外流日益严重,仅靠短期激励难以构建长期生态。美国和中国的投资速度与规模超乎想象。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成为“AI领先国家”,需要超越预算投入的战略。
最重要的是,政府最关键的角色是专注于营造公平的“游乐场”,即创新生态。当下需要有意志大胆废除不必要的监管,设立安全阀以防实证项目的失败直接导致整个产业崩塌,从而营造能够发挥民间创造力的环境。政府应忠实于营造生态的角色,把实际的“实验”交给民间之手,帮助企业致力于实质性成果而非与政府的关系。并且应把政府资源集中支持在这个“游乐场”中表现优异者。过去我们常以分摊式的分散投资,造成没有真正赢家的局面。应让任何人都能带着可能性去挑战,同时帮助取得实质成果的企业跨越最后一道难关(鸿沟),唯有如此,企业才能成长为国家的成长动力。
最后,为避免重复能源政策因政权更替在“脱核电”与“回归核电”之间摇摆、长期规划一贯性崩塌的失败,AI战略必须通过即便政权更替也不动摇的法制化和社会共识来确保持续性。这不仅涉及技术开发,还需要政府主导协调并消除AI伦理、数据利用等需要社会讨论领域的障碍。因为只有在协调并说服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领导力作为支撑时,才可能推进具有一贯性的政策。
韩国已有在汽车、互联网、第五代通信(5G)领域把整个国家作为巨大测试平台加以利用、从而引领世界的经验。面对AI这一新挑战,我们唯有再次唤醒“测试平台国家”的DNA,才能跃升为AI时代真正的领先国家。






